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在获得民族独立的同时却走向国土和民族的分裂。从光复到分裂，是朝鲜半岛历史上重大政治变动时期，也是这一地区冷战结构的形成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以往多注重于美苏分区占领及其造成的后果，也就是从美苏冷战的“外因论”视角分析朝鲜半岛分裂的根源。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抓住了当时半岛政治局势变动的主导因素和“他律性”分裂的基本特征，但忽略了朝鲜民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因素和存在于民族内部的分裂基因。主张“更重视内因论”的韩国历史学家姜万吉指出，“把民族分断的原因过分侧重于外势作用的观点将导致主体历史认识的虚无。”他认为，“借助外势的（内部）政治势力的策动，是导致分裂国家成立和民族国家分裂的决定性的因素。”所以，从“内因论”的视角分析朝鲜半岛分裂的根源，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当时半岛政治局势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以及其后分裂格局的持久性，并有助于把握美苏冷战与地区政治结构的互动关系，从而进一步认识冷战在不同地区表现的类型特征。
二 从内部因素分析朝鲜半岛走向分裂的进程，必须重视光复前后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本土民族主义势力。在当时，只有这股势力才具有真正的独立意志和民族主体性，吕运亨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作为抗日独立运动的志士，吕运亨的政治生涯与祖国的命运同起伏。在长期的政治活动以及与各派政治势力的交往中，吕运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间偏左的民族主义理念和政治立场，尤其是1929年7月在上海被日本警察逮捕并押送回国后，吕运亨大部分时间在朝鲜半岛本土活动，因此而使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取向明显不同于依附于外部大国的海外流亡政治势力。光复前后以及在美苏分区占领时期，吕运亨为代表的本土民族主义势力是没有外部大国背景的民族主义势力，他们的活动——从建国同盟、建国准备委员会、“朝鲜人民共和国”到“左右合作运动”——始终追求全民族统一的建国目标。虽然本土民族主义势力也有政治理念和立场的左右之分，其中比较极端的派系也先后归入大国背景的政治势力，但坚持中间立场的本土民族主义势力，如吕运亨则始终将社会政策的政治取向置于民族统一的建国目标之下，因此而遭到来自左右两端的攻击，并为占领当局所排斥。吕运亨本人最后也遭刺杀。（另一位与吕运亨命运相似、主要在北方地区活动的本土民族主义势力的代表是曹晚植）
三 吕运亨为代表的本土民族主义势力在1945—1948年朝鲜半岛政治进程中的浮沉是与美苏冷战大格局支配下朝鲜半岛政治两极化趋势并行的另一条历史线索。本土民族主义势力的政治取向虽然代表了朝鲜民族的整体利益和民族统一的历史方向，但在当时的政治进程中却成为失败者。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固然可以归至于外部支配势力的强大，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作为朝鲜民族内在分裂因素的存在及其在外部势力支持下占据了政治进程的中心。在两极化的内外政治格局中，阶级利益和政党（集团）利益被置于民族利益之上，坚持民族向心力的中间派民族主义则失去了发展的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朝鲜民族主体性的分裂及其导致的内部政治纷争为外部世界正在形成的冷战格局提供了适宜的土壤，随着两种对抗性制度在北方和南方分别建构完成，民族和国家的分裂也就无可挽回了。
（本文提交“朝鲜战争与朝鲜半岛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2002，11，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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