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在获得民族独立的同时却走向国土和民族的分裂。从光复到分裂，是朝鲜半岛历史上重大政治变动时期，也是这一地区冷战结构的形成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以往多注重于美苏分区占领及其造成的后果，也就是从美苏冷战的“外因论”视角分析朝鲜半岛分裂的根源。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抓住了当时半岛政治局势变动的主导因素和“他律性”分裂的基本特征，但忽略了朝鲜民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因素和存在于民族内部的分裂基因。在朝鲜半岛走向分裂的进程中究竟外因重要还是内因重要，恐怕难以作简单的结论。但是，如果从“内外因复合论”的视角分析朝鲜半岛分裂的根源，当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当时半岛政治局势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以及其后分裂格局的持久性，并有助于把握美苏冷战与地区政治结构的互动关系，从而进一步认识冷战在不同地区表现的类型特征。因此，本文试图突破以往比较简单的分析范式，以内外因素的互动为主线，对1945—1948年朝鲜半岛南部地区政治变动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其中，美国军事占领当局的施政和朝鲜半岛南部各派政治势力的浮沉及其相互关系是考察的重点。
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宣布投降前夕，日本政府将此消息告知了朝鲜总督府。“为避免朝鲜人民难以抑止的报复行动并维持朝鲜半岛的秩序，以确保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及日人安全撤离”[1]，总督府立即找朝鲜的知名人士进行协调，试图赋予其一定的权力，令其负责协助维持秩序。
8月9日，日本当局先找到宋镇禹（后来的韩国民主党党魁），其后的几天里，日本官员又会见了其他右翼人士，结果都遭到拒绝。这些人声称，他们不与民族的压迫者合作。实则，他们是害怕背上亲日分子恶名而遭朝鲜民众报复。
日本殖民当局于8月14日夜找到左翼政治家吕运亨[2]，请求他来协助维持朝鲜国内秩序。对于日本人的此项要求，吕运亨提出了五项条件：①立即释放政治犯和经济犯；②确保首都汉城三个月（8、9、10月）的粮食供应；③不得干涉[3]维持治安和建国事业；④不得干涉学生的训练和青年组织；⑤让各单位的日籍职工协助朝鲜的建设事业。2 虽然超出了自身所允许的限度，但投降宣布在即，日本人只好答应了吕运亨的条件。
建国准备委员会在建立中央机构的同时还着手建立地方组织。到8月底，几乎遍及朝鲜各道，从北方的会宁、镜城到南方的济州岛，凡是重要的市和郡，都设立了具有支部性质的人民委员会，共145个。5
也就在此时，美苏决定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对朝鲜进行分区占领。苏军于8月10日已进入朝鲜北部，美军在日本投降后亦调兵遣将入驻三八线以南地区，并于9月4日抵达仁川港。
为了应对美军入驻，并进而在南部朝鲜政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建国准备委员会开始将工作重心由维护治安转向建立新政府。9月6日，在美军正式入驻的前两天，建国准备委员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朝鲜人民共和国临时组织法》,决定成立“朝鲜人民共和国”，并选出了55名人民委员、20名侯补委员及12名顾问。
9月8日，“朝鲜人民共和国”召开中央人民委员会会议，以指定方式确定了类似政府或内阁的人员部署。阁僚名单中有主席李承晚、副主席吕运亨、国务总理许宪，还包括了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金九（内务部长）、金奎植（外务部长）、建国准备委员会的李万珪（保健部长）、李康国（书记长）、国内右翼人士金性洙（文教部长）等各派势力，但由于被指定者中属中央政府部长级别的人物大部分在国外，即使在国内的，多数也是由会议单方面指定，并未经过本人同意。因此，假如政府正常发挥机能的话，实权其实在各部代理部长手中。而“人民共和国”的代理部长绝大部分是以再建派共产党[5] 为中心的左翼人士。
在“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的同时，9月8日晨，“人民共和国”成员吕运弘[6]、崔汉永、白尚奎[7]三人赴仁川港，要求面见入驻美军的首脑。驻朝美军司令霍奇派代表进行会见，三人首先向美军提交了两份名单（分别为可倚赖者名单和朝鲜叛国分子名单）并表明，希望美军承认“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人民共和国”为实现朝鲜的民族独立将全力与美军进行协作。对此，霍奇的代表以不明确朝鲜内部局势为由，表明将不对朝鲜的任何团体作出合法承认。
在获知美军入驻朝鲜半岛南部的消息之前，朝鲜国内的右翼分子（主要为社会上层人士，多数在日本统治时期与殖民当局有合作关系）一直处于消极状态，一部分人即使进行政治活动，也仅限于加入以左翼为首的“人民共和国”，试图对其施加影响，而不敢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党。但8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美军即将入驻南部朝鲜的消息传来，则决定性地改变了这种态势。
8月28日，一伙右翼分子召集会议，筹备建立朝鲜民族党。9月1日，又出现了两支新的右翼派别：朝鲜国民党和迎接临时政府归国准备委员会。9月4日，前两支派别共同召开会议，准备成立一个统一的民主政党。9月7日，迎接临时政府归国准备委员会进行重组，更名为国民议会准备委员会。
9月10日，右翼政党的三位代表赵炳玉、尹谱善、尹致暎会见美军政人员。随后的几天，右翼政党的林荣新和朴仁度又到美军营地与美军政官员进行会见。后来，韩国民主党的官方历史写道，美军入驻初期，右翼党活动的目的在于使美国人相信“人民共和国”是亲日的共产主义派别。[8] 9月10日，霍奇的私人翻译李茂穆（自称是无党派人士，实际与右翼人士联系非常密切）在向美军官员发表的讲话中也宣称，吕运亨和安在鸿都是亲日分子，“朝鲜人民共和国”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9]。美军当局很快就选择了与右翼合作，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完全相信右翼分子的宣传，其实，驻朝美军情报参谋部（G-2）连续在9月3日、4日、6日、10日、12日的报告中都提到，“大多数右翼人士被公认为是亲日分子”[10]，美军政当局选择右翼的原因是，它认为右翼党派是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朝鲜扩展的唯一可靠的同盟。至于左翼或右翼人士是否曾是亲日分子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
9月15日，本宁霍夫（美国国务院驻朝官员、霍奇的政治顾问）发给华盛顿的报告中称：
共产主义分子主张立即剥夺日本人的财产，其可能会构成对法律与秩序的威胁，很可能训练有素的煽动者正试图制造混乱，以激起朝鲜民众奋起驱逐美国人从而欢迎苏联式的“自由”与控制。
最令人庆幸的政治局势恐怕是，汉城有数百名由受过良好教育的朝鲜人组成的保守派别。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曾在日本总督府中任过职，但这种印记迟早会消失。……[11]
9月16日，在美军政当局的敦促下，上面提到的三个右翼政党合并组成了韩国民主党。[12] 由此，韩民党成为美军政当局的主要合作对象。
9月19日，美国占领当局建立军政厅（首任长官为阿诺德）作为占领时期的政府形态。为了在形式上表示占领政策的超党派色彩，美军政当局于10月5日组建了从当地的教育家、律师、实业家及左右翼政党领袖中精心挑选的11人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为了朝鲜的国家利益而非个人或党派的利益，咨询委员会各成员在公平、真诚的基础上，负责向美军政当局提出处理有关朝鲜问题的建议。”[13]
然而，因为11名咨询委员中9人为右翼分子，只有两名（曹晚植和吕运亨）为中间偏左的民族主义者，在左右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曹、吕拒绝参加咨询委员会。[14]
军政当局对于吕运亨未“积极配合”它开展工作十分不满。于是，10月9日，阿诺德军政长官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令汉城各大报纸于10月10日登载：
除美国军政府外，南朝鲜不存在其他任何形式的政府，美国军政府才是朝鲜的唯一合法政府。
任何自荐自任的官吏、警察，代表公民的大小团体、自封的“朝鲜人民共和国”以及自封的“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内阁，全无实权和责任。[15]
本宁霍夫在同日致华盛顿的报告中说：
阿诺德少将的声明明明白白暗示了，必要时军政府将使用武力来制止朝鲜国内肆意破坏和平与秩序的活动。[16]
本宁霍夫的报告中还写道：
显而易见，“人民共和国”受到苏联的支持和指导，无论如何，它是斗志最强的团体。它对美苏占领所作的对比性报道无疑采取了不利于美国的方式。
韩国民主党则比较稳健，它代表朝鲜大多数人的利益，愿与美军政府合作。他们认识到完全独立实现之前，朝鲜必须经历一个过渡的托管时期，这一时期内，他们宁愿接受美国而不是苏联的指导。[17]
到10月初,美军政当局的施政原则已经很明确，当局所宣称的对朝鲜国内各政党的超然态度事实上并不存在。
其实，这也正是冷战的思维方式。美军政当局的政策始终是以“防止苏联对整个朝鲜半岛的占领，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冷战思维为准绳的。
霍奇的主要私人顾问之一、出生于朝鲜的美国传教士之子乔治·G·威廉姆斯在10月13日接受有关朝鲜政治的采访时曾明确表示：
在战后朝鲜，入驻美军根本做不到对各党派保持中立。因为朝鲜国内只存在两个主要团体：左翼的激进派和右翼的民主派。我们必须两者择一。[18]
10月17日，乔治·G·威廉姆斯召集赵炳玉等人开会，让他们推荐警务局长（军政府警察力量的最高首脑）的人选时十分清楚地表达了当局的选择取向：
大家都知道，北部朝鲜已经建立起了共产主义军事力量，虽然在朝鲜抵制共产主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如果朝鲜的爱国者不采取实际行动来应对这种局势的话，恐怕难以对付共产主义的挑战。所以霍奇将军希望大家推荐一位具有民主理念、真正可以信赖的爱国者同美军政当局合作，以真正促进朝鲜的国家利益。[19]
与此同时，一些长期流亡海外的独立运动人士纷纷回国，这对于朝鲜内部政治结构和左右翼力量对比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有影响的海外人士是流亡美国的李承晚和流亡中国的金九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
8月31日，驻重庆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代表通过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转达美国国务院，假如美国对朝鲜的民主人士予以协助，其将完全按照美军事当局和美国国务院的意愿开展行动。[20]
9月12日，临时政府代表再次拜访美驻华大使馆，明确请求美国为临时政府的10余位官员提供返回朝鲜的飞机。[21]
9月21日，美国助理国务卿艾奇逊对驻华大使赫尔利作出了如下回复：
如果先同朝鲜所处的战区总司令说明的话，国务院不反对李承晚回国，但应该注意其回国签证上的适当称呼，不应给人以美国支持李的错觉。
在华的临时政府官员归国，我们可在如下条件下提供交通设施：（1）他们必须以私人身份而不是以临时政府官员的身份返回；（2）我们必须也一视同仁地援助提出同样要求的朝鲜的任何其他政治团体；（3）在华的美军司令部只负责提供交通设施，不得参与其他任何行动。[22]
李承晚于10月16日回国。在同左右翼各党派接触后，李承晚很快就表明了自己的右翼立场，并与左翼拉开了距离。11月7日，李承晚发表声明，在对“人民共和国”选自己为主席表示感谢的同时，声称自己作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在没有同临时政府达成协议前则不能有任何作为。
11月23日，以金九为首的首批重庆临时政府成员以个人身份回国。一俟踏上祖国的土地，临时政府成员便表示，“在国内的过渡政权建立前，国内的一切秩序和一切对外关系将由本政府负责维持”。于是，不管美军政当局承认与否，临时政府回归后，南部朝鲜曾一度出现过“美军政厅”、“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多个政权形态并存的局面。但很快，这种模糊局面就在各派政治势力的折冲、组合中明朗化了。
“人民共和国”方面首先邀请金九、金奎植等人担任“人民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但遭到拒绝。临时政府方面始终坚持自身的法统，声称自己“在国际舞台上作为朝鲜民族唯一的代言机构，事实上已具备了政府形态”。提出在承认临时政府各部门及责任者的基础上，可以增设两三个部门供国内左翼参与。而“人民共和国”方面则认为，临时政府只是诸多海外独立运动团体中的一个，与国内民众并无联系，因此不具备政府资格。1 这样，“人民共和国”与临时政府未能达成任何合作协议。
临时政府回国后，国内的右翼势力，尤其韩国民主党、警察（大部分由日本统治时期的朝鲜人警员留任）等更希望与之联合，以继承朝鲜之政治法统。但临时政府派最为敌视的便是警察等亲日分子，金九回国时，韩国民主党方面的宋镇禹、金性洙、赵炳玉、金俊渊、张泽相等曾前往拜谒，但金九反应冷淡，俨然将他们视作民族叛逆。
相形之下，李承晚对韩民党及警察则非常友好。“每次有警察会议时，敦岩庄（李承晚的住宅）都招待警察干部们一起晚餐，祝贺他们的成果，积极地与警察接近。” 2 李承晚还按照美军政当局的旨意，与临时政府脱离关系，另行组织“独立促成中央协议会”，成为最受军政当局信赖的右翼领导人。同时，临时政府内其他各派系也发生分化，逐渐形成若干政党组织，如金九为首的独立党、金奎植为首的民众同盟、赵素昂为首的社会民主党、申翼熙为首的国民党等。
总之，到1945年底，朝鲜国内的政治格局已基本形成。曾在日本投降当时短暂主导政局的以吕运亨为代表的本土民族主义势力及其盟友共产党等左翼力量，未能得到美国军政当局的承认，也未能联合海外归来的临时政府派民族主义势力，从而使原本处于劣势的国内右翼势力得以在美军政当局的支持下与亲美的李承晚集团结盟，逐渐坐大，成为美军政府施政的社会基础，并由此而进一步加剧了朝鲜社会政治结构的两极化。在这个意义上，美军政当局确立其对南部朝鲜统治秩序的过程，也是其吸取右翼，压制左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间派民族主义势力的边缘化乃是朝鲜民族丧失其抵制外部分裂因素的内在力量的最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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