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冷战史研究队伍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宽、研究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壮大。其中，一批冷战史研究
以往的冷战史研究多以大国关系为考察对象，凡是涉及与大国相关的地区性国家，如两大集团的内部关系或美苏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也多将视角定位于大国政策的单一层面，少有将“不对称关系”的双向互动纳入研究视野的。这种状况在冷战史“新研究”兴起后被超越，以多边档案文献为基础的真正的“国际史”研究成为“新研究”的目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文安立（Odd Arne Westad）为代表的冷战史研究者主张将冷战史研究的重点拓展到大国与地区性国家关系领域，更多地关注地区性国家在冷战语境中的本土性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冷战格局发生的作用，并由此提出了“四维互动”研究范式（当冷战涉及地区性问题时，互动的角色不仅有国际层面的斗争双方，还有地区自身的矛盾对立者，而且互动的两个层次彼此交叉）。揭示冷战的“国际性”与“本土性”双重逻辑有利于加深理解冷战的本质——20世纪的冷战既是国际关系意义上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的竞争，更是引领不同发展道路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因此，冷战史研究必须跳出大国外交的狭隘空间，“冷战与革命”、“冷战与发展”都应该成为冷战史研究的主题。
冷战的双重逻辑不仅表现在作为对抗者的两大集团的分野上，而且交织在集团内部的“同盟关系”中。无论西方集团还是东方集团，在冷战同盟的组合及其运作中都曾经陷入某种困境。就美国而言，其冷战同盟的某些盟友一方面展现出作为“反共产主义”桥头堡的地缘政治价值，另一方面又因其“反民主”的专制行为构成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负担。韩国李承晚政权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共专制”政权。由于在冷战的“国际性”层面和“本土性”层面，李承晚政权扮演了“交叉对应”的双重角色，迫使美国在“国家安全”与“制度竞争”两个目标的张力中经常面临政策选择的困境。
冷战同盟的困境反映了“短时段”的国际政治和“长时段”的世界历史进程在一定历史空间中的错位性重叠，也反映了支配性的国际政治力量在谋求眼前的功利性目标时面对深层的历史规律的无奈。他们可以动用优势的物质力量将某些地区划归自己的势力范围，并支撑起服从自己全球战略的同盟体系，但却改变不了那些在发展的历史序列上与自己不同步的伙伴们的本土性历史基因。因此，在冷战的“国际性”层面，美国可以打出“民主”、“自由”的旗号与苏联集团展开制度和意识形态竞争，以标榜自己的“价值正义”；但在“本土性”层面，美国不得不容忍那些与自己的“民主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专制政权充当自己的盟友，以实现自己与苏联争霸的冷战战略。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双重标准”表达了冷战时期国家行为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以及国家利益和霸权目标的诉求优先于价值目标追求的政策取向。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内战中杜鲁门选择了他所不喜欢的蒋介石，而艾森豪威尔对李承晚政权表达了爱恨交织的心理：我们仍然爱你，你这个狗娘养的！（“We still love you, you s.o.b.”）显然，在价值观上蒋介石和李承晚都不是美国人的同道，但在应对苏联集团的国际政治分野中他们又确是美国所需要的盟友。
冷战同盟的困境也表现在苏联与其盟友的关系中。冷战时期苏联集团的构成有两种类型，一是苏联制度模式的输出所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二是苏联霸权的扩张中被纳入苏联势力范围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处理与第二类国家关系时，苏联面对的问题与美国类似，那些在国际政治站队中亲苏的政权并非真正认同苏联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而依靠苏联扶植上台的统治集团又往往缺乏在本土环境中立足的根基。这些政权的命运随着苏联霸权的兴衰而起伏，他们的失败（如阿富汗）则加速了苏联帝国的崩溃。至于苏联的第一类盟友，因为苏联模式的移植并不能真正解决他们的本土性发展需求，有些原本高于苏联发展水平的国家（如民主德国、捷克）反而受到压抑，因此，寻求自主发展的民族主义诉求逐渐成为改革苏联模式的强大动力，并在国际政治中弱化了苏联同盟体系的向心力，直至“社会主义阵营”走向解体。
20世纪的冷战是以苏联集团的自我变革和瓦解而宣告结束的，美国的同盟体系虽然也矛盾重重却得以维持下来。冷战的如此结局造成了美国人自大的“历史终结”心态，使他们在后冷战时期为实现自己“领导世界”的全球战略而介入地区性冲突时忘记了当年在朝鲜半岛和越南与李承晚、吴庭艳打交道的经验教训。当他们在伊拉克试图将国际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目标统一于一场干预性战争时，却发现自己陷入了类似冷战同盟的困境。因此，美国的决策者反思代价沉重的伊拉克战争时，回顾一下冷战时期如何协调其全球战略与相关地区性政权行为的关系应当是大有教益的。同样，作为学术研究的参照系，冷战同盟及其困境的历史研究也可以获得对于理解现实国际政治深层结构的意义。
总之，冷战时期的同盟关系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多维结构，大国和小国的不对称、“国际性”与“本土性”的纠葛、国家利益目标和意识形态观念的交织、政治与历史的错位……。因此，研究冷战同盟不能局限于一般的国际政治理论，必须拓展研究视野，深化历史意识，将国家的外交行为放置在导致这些行为的历史根据中。这样，就有可能跳出狭义的外交史研究套路，使冷战同盟研究进入更具“国际史”内涵的“新研究”境界。当然，作为新视野中的冷战同盟研究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理论上的突破，既要从材料扎实的个案研究起步，又不能仅止于某一个案研究，只有当个案研究形成系列并积累到一定程度，宏观层面的突破才可能水到渠成。
(责任编辑：冷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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