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指责和批评苏联的对外政策。
的里雅斯特问题的实质就是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争夺对该地的主权。在这个问题上，前者得到苏联的支持，后者则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保护。战争后期，南斯拉夫就同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危机。苏联一方面支持南斯拉夫的要求，另一方面考虑到与盟国的合作关系，主张南斯拉夫同西方国家通过谈判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大使的讨论中和与铁托的电文往来中都明确地表达了下述的意思，即，首先使南斯拉夫军队留在的里雅斯特，并与西方军队划定分界线，然后通过外交谈判谋求更多的土地。但是，铁托却担心由西方国家在的里雅斯特建立控制会使南失去该地及其附近地区。[38] 在西方压力和苏联的建议下，铁托于5月21日起同西方国家就的里雅斯特问题进行谈判。但铁托心里总有不甘。5月26日，他在卢布良那就的里雅斯特问题发表讲话时，发泄了他心中的不满和怨恨。他说，南斯拉夫不想“替别人付账”，成为他人的“零钱”，也不愿被纳入“某种利益范围的政策中”。[39] 从当时的背景看，铁托抨击的锋芒当然是针对西方国家的。但是由于他没有明确点名是谁，有可能被解释是同时针对西方和苏联的。所以，苏联对他的这番讲话十分恼火。几天后，苏联以一种严厉的方式私下警告南斯拉夫领导人不得再发表类似的言论。南斯拉夫领导人马上接受了批评并且作了道歉。[40]
但是，后来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还是认为，苏联对它的支持不够，一味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考虑与西方妥协。1946年7月，在五国和约会议上讨论对意大利的条约时，法国代表提议，把的里雅斯特划为联合国的特别控制区，既不给南斯拉夫也不给意大利。苏联那些表示同意。铁托立即致电斯大林，指责苏联代表在谈判中没有给南斯拉夫以足够的支持。斯大林在回电反驳了铁托的指责，强调妥协是必要的，因为西方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把的里雅斯特交给南斯拉夫”。[41] 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对苏联立场的指责和批评引起了苏联的不满。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为1947年9月的九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所准备的分析材料中讲到，南斯拉夫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的里雅斯特问题采取了一种不正确的立场，忽视了民主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同英美斗争的共同利益”。[42] 在日丹诺夫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原来是打算批评南斯拉夫的“左”倾错误的。报告的草案说，南斯拉夫的“左”倾错误就是认为，苏联似乎是从大国政策考虑，不愿损害自己同大国的关系，因而没有为支持小国特别是南斯拉夫的要求而进行有力的斗争。[43] 后来因为考虑到会议必须集中力量批评法共和意共，并且还要让南共在这方面发挥一些作用，所以最后草案的这部分内容册去了。但是南斯拉夫领导人所犯的这一“错误”(他们竟然敢批评苏联的对外政策)，在苏联领导人的记忆中是不会被抹去的。
第三，南斯拉夫试图谋求苏联集团内部第二号领袖的位置。
在南斯拉夫看来，如果说，在苏联东欧集团中苏联是不可置疑的老大哥的话，那么，南斯拉夫作为苏联的第一号盟友就是当仁不让的二兄弟。二兄弟也就是二把手。除了本身要听从苏联的吩咐和安排外，它也应当能够对其它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提出批评、提出劝告和给予指导，发挥苏联东欧集团内部的第二中心的作用。事实上，东欧国家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也是这样看待南共地位和作用的。譬如，据杰拉斯说，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等人就把南斯拉夫尊奉为继莫斯科之后的第二个中心，经常向南共领导人请教。[44] 在其它兄弟党面前，南共经常流露和表现出一种因独立开创江山而具有的自尊和高傲，指责这个“不成熟”，批评那个是“错误的”，甚至给人贴上“机会主义”的标签。[45] 1945年和1946年，南共抨击意大利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陶里亚蒂为使的里雅斯特归属意大利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原理，沦为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帮凶，成了它们的尾巴，帮助了“南斯拉夫的敌人”。 [46] 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南共领导人卡德尔和杰拉斯分别对法共和意共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指责它们的领导人脱离“革命”路线和滑向妥协主义。[47] 1948年1月，铁托指责季米特洛夫关于建立包括希腊在内的东欧联邦的讲话是“有害的”。[48]
南斯拉夫充当二号领袖的角色还表现在南共试图在对外事务中发挥次一级的领导作用，向别的党提供建议。并且有许多时候是撇开和隐瞒苏联的。南共曾经建议奥地利共产党，在苏占区内成立一个单独的共产党政府。南共还同匈共一起支持意共在意大利北部发动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的计划，如果美国干预1948年4月的选举的话。[49] 而对此苏联都是持否定态度的。
南作为苏联的一号盟友有助于加强和巩固苏联为首的集团力量，因而苏联是赞美的，但是南充当二号领袖和地区领袖则会动摇和削弱苏联在集团内部的中心地位和领导作用，这是苏联绝对不能同意和答应的。1948年3月18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一份题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在内外政策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报告》中，对南斯拉夫的这种欲望和试图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和指责。报告说，完全不能接受的是，铁托竟然说，“巴尔干应当同苏联一起成为指出正确解决民族和社会问题的灯塔”。[50] 报告还指责南斯拉夫“在评估自己的发展远景和执行对外政策时表现出冒险主义，谋求在巴尔干和多瑙河沿岸国家中的领导作用”[51]
综上所述可见，在苏南冲突爆发之前，两国在对外事务和双边关系方面的分歧和矛盾已经愈益尖锐和严重，一场大冲突似乎不可避免。
1948年2月成了战后苏南关系的分水岭。如果说，在这之前苏联试图通过劝告和许诺、训诫和命令的软硬兼施的方法来消除双方的分歧和解决双方的矛盾的话，那么，在这之后，特别是美苏冷战已经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南斯拉夫的“屡教不改”使得苏联彻底失去耐心和放弃希望，只想通过打压和惩罚的方法来使南斯拉夫彻底屈服和就范。1948年2月10日的苏南会谈是斯大林给南斯拉夫领导人“改过自新”的最后一次机会。不管双方的分歧是否真正得到克服，反正已经签订了两国相互协商的议定书。接下来就是南斯拉夫如何去执行的问题了。但是南斯拉夫领导人从莫斯科回去后的表现却是“变本加厉”地拂逆莫斯科的意志和与莫斯科对着干。
2月19日，南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从苏联返回的南代表团所作的报告，作出了全面否定苏南2月10日会谈结果的决定。会议决定，不同保加利亚就联邦问题进行磋商(按照斯大林在2月10日会谈中指示，南应当首先与保结成联邦)。[52]
2月21日，铁托在同希腊共产党领导人扎哈里阿季斯和约奥尼季斯的会谈中，同意继续向希腊游击队提供援助和支持(斯大林要求停止援助)。[53]
2月25日，南斯拉夫代表兹拉季奇和南军事使团团长库普列沙尼将军在地拉那同阿领导人霍查等会谈时，让阿尔巴尼亚人同意由他们向苏联提出必须让南斯拉夫向阿尔巴尼亚派驻军队的问题。南斯拉夫代表还要求阿“表现出主动性”，提出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联合的建议。[54]
3月1日，南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2月19日会议的基础上再次决定，拒绝建立南保联邦。会议认为，由于苏联在保加利亚的特殊影响，同保加利亚的联邦可能成为对南实行不适当控制的手段。会议决定继续加强在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的优势地位。会议批评和指责苏联有意阻挠有关进一步开展苏南经济和军事合作的谈判，决定要在发展经济和建设军队方面奉行自我保障的方针。会议得出的结论是：苏联不愿意考虑南斯拉夫和其它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利益，力图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它们，向它们施加压力。[55]
3月9日，苏联大使拉夫连季耶夫在致莫斯科的电文中说，南斯拉夫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斯尔曾蒂奇违反以前的惯例，拒绝向苏联贸易代表列别杰夫提供他所要的关于南斯拉夫经济的资料，理由是，南斯拉夫政府决定禁止国家机关向任何人提供这些材料。拉夫连季耶夫指出，南政府的决定在1947年夏天就作出了，但是根据同卡德尔达成的专门协定，列别杰夫迄今为止仍可继续从经济委员会得到这些资料。大使的结论是，“非常清楚，斯尔曾蒂奇的讲话表明（南斯拉夫）领导人对苏联的态度发生了变化。”[56]
现在，南斯拉夫的行为在苏联看来简直就是在苏联集团内部掀起的造反。这是苏联绝对不能容忍的。这样，2月19日和3月1日的南共中央政治局的“谋反” 会议成了苏南关系的转折点。从南斯拉夫方面说，这两次会议标志着南斯拉夫正式开始奉行独立于苏联的对外政策；就苏联方面而言，这两次会议表明南斯拉夫已经由原来的盟友变成了敌人。而3月9日，苏联大使拉夫连季耶夫信件中所说南斯拉夫不给苏联代表所需要的有关南经济情报的事情则成为苏南冲突的导火线。剩下的问题就是选择什么时候和应用何种方式来惩罚和镇压内部的叛逆者。
3月18日，莫洛托夫正式拉开了苏南冲突的序幕。他在致铁托的电文中说，“据悉，基德里奇的助手斯尔曾蒂奇(南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向苏联商务代表列别杰夫声明：根据南斯拉夫政府的决定，不准向苏联机构提供经济情报。这一消息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曾有一个苏联政府机构可以自由地获得这类情报的协议。更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南斯拉夫政府机构没有预先通知、也未解释原因而单方面地采取了这一措施。苏联政府把南斯拉夫政府的这种举动看作是对苏联驻南斯拉夫工作人员的不信任行为和对苏联不友好的表现。”“有鉴于此，苏联政府已指示……立即把……所有专家和其他工作人员撤回苏联。”[57] 同一天，苏联驻南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尔斯科夫将军通知铁托，苏联政府已决定立即撤回其全部军事顾问和教官。[58]
也是在这一天，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向苏斯洛夫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内外政策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报告》。这份根据苏联领导人的要求而撰写的报告实际上就是对南斯拉夫及其领导人所作的正式的组织定性和结论，也是随后批判和讨伐南斯拉夫的理论纲领。报告指责南领导人在确定实际任务和发展前景时“无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且没有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对“世界所有反帝的进步力量的经过考验的和得到承认的代表”——苏联和联共(布)采取“不正确的敌意态度”；低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中困难特别是富农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在“对待富农的政策中表现出机会主义”；在南共组织建设中“实际上是执行了取消派的政策”，“把党融化于人民阵线之中”。报告指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陶醉于在巩固人民民主国家中和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前提中所取得的成就，过高估计自己的成就，在评估自己的发展远景时和执行对外政策时表现出冒险主义，谋求在巴尔干和多瑙河沿岸国家中的领导作用”。[59]
3月20日，铁托回电对莫洛托夫3月18日的电文进行了坚决的反驳。这表明南斯拉夫并没有任何认错更不要说“悔过”的表示。如果说在这之前莫洛托夫尚未完全排除事情有回转余地的话，那么现在铁托的“死不认罪”不仅使苏联觉得要让南斯拉夫投降已经无望，而且更激起了苏联要痛打南斯拉夫的决心。自此以后，苏联便开始对南斯拉夫进行全面的讨伐。
在3月27日、5月4日和5月22日的电文中，苏联领导人指责和批评南斯拉夫领导人中间存在着反苏言论，坚持反苏立场，走上了脱离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统一阵线的道路。[60] 而南斯拉夫则针锋相对地回击苏联对它的批判和讨伐。同年6月和1949年11月，在苏联主持下，共产党情报局先后通过两个决议，不仅痛批南斯拉夫，而且把它逐出了情报局和社会主义阵营之外。
苏南冲突是美苏冷战开始后不久苏联最大的一次自戕行为。它原本的目的是要在冷战的背景下打扫和清理自己的东欧“后院”，消除内部的杂音，达到步调的一致，从而使苏联东欧集团能作为一支强大的整体力量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有力的抗衡和斗争。但它的实际结果却恰恰相反。苏联所采取的那种蛮横无理的高压手段和不讲策略的穷追猛打，不仅无法制服内部的“叛逆者”，反而造成了集团内部的大动荡。结果是清理变成了自毁。在冷战已经开始的情况下，使自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盟友，从而极大地削弱了苏联东欧集团的整体力量。美国迅速地利用了苏南之间的冲突和裂缝，通过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成功地对东欧实施了“楔子战略”。南斯拉夫脱离苏联集团，是苏联在冷战初期的重大的失误和失败。它对南斯拉夫的批判和讨伐完全是自乱阵脚和自毁长城的内部残杀。
（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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