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根源和原因
建国初期中苏两国之间产生龃龉和矛盾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诸如：两国不同的历史特点和传统、不同的民族利益、两国领导人不同的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两国领导人历史存在着的误解和彼此缺乏了解等。但是主要的根源在于斯大林对华政策中的消极因素。建国初期的中苏关系，从时间上来说正好与斯大林的晚年时期相吻合。指出这一点并非不重要，因为新的中苏关系恰恰是在斯大林的主导和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和斯大林本人的意旨成为主导这一关系走向和决定这一关系性质的重要因素。而正是斯大林对华政策中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以及斯大林对中共的偏见和猜疑等，使得中苏两国的关系并不具有完全平等和完全信任的性质。
斯大林对中共的偏见和斯大林对华政策中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表现，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抗战和内战时期。
早在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以及它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1940年秋天，斯大林在同即将赴华担任蒋介石顾问的崔可夫将军的谈话时说：“您在中国呆过，您应当知道，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家，而不是无产阶级国家。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甚至在组织性方面都远逊于农民。……中国共产党依靠的也正是这些最贫穷的被压迫和没文化的农民。中国共产党低估了正在成长中的工人阶级，这不能不对中共的意识形态、它的口号、它对革命中的政治任务的理解打下烙印。中共党内存在着相当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在中共队伍里无产阶级团结的情感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29]斯大林还说，“中共和工人阶级还软弱，不能在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中充当领导者。要争取群众则需要时间，而需要多少时间则很难讲。”斯大林甚至斥责中共党内某些人被希特勒在欧洲和日本人对蒋介石军队的轻易胜利搞晕了头脑：“他们认为，如果日本人打败了蒋介石，那么中共就能够支配局势并把日本侵略者驱赶出去。他们是非常错误的。”[30] 由此，斯大林就把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他叮嘱崔可夫：“您的任务不仅是帮助蒋介石及其将领们学会使用我们向他们提供的武器，而且要鼓舞蒋介石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31]
二战时期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支持蒋介石政府抗战，维持中国战场以使日本不敢轻举妄动地对正在西线与希特勒德国交战的苏联发起进攻。这一点斯大林对崔可夫交代得很清楚。他说：“您的任务、我们在华所有的人的任务就是牢牢地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在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束缚住的时候，我们才能避免两线作战，如果德国侵略者向我们发起进攻的话……”[32]
抗战后期，斯大林仍然没有改变他对中共的成见。1944年6月，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一面指责蒋介石不用真正的爱国者共产党人进行抗日，而是与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争吵，另一面则称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33]
战后初期，尽管中共武装力量和解放区有了很大的发展，斯大林却对中共和中国革命采取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除了斯大林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偏见外，其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苏联在雅尔塔体制范围内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为了保障建立在雅尔塔协定基础上的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权益。
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大国合作，即：在雅尔塔体制基础上维持与西方国家一定程度的合作，暂时抑制甚至停止对外国革命运动的支持和帮助。因为基本上满足了苏联在领土、安全和势力范围方面要求(包括在远东的要求)的雅尔塔体制，就是与西方国家合作与妥协的产物。要维护雅尔塔体制给苏联带来的既得利益，就必须与西方国家继续保持合作。
与此同时，斯大林的远东战略目标则是：通过兑现和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使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以此确保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具体而言就是：让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正式独立出来，成为苏联可靠的军事基地； 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使苏联获得太平洋地区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夺回沙俄在1905年战争中失去的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确保苏联太平洋地区港口的联系。以此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起广阔的安全带。
正是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大国合作政策和远东战略决定了苏联战后初期的对华政策，即：与国民党政府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确保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保障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
1945年6月底到8月中旬，斯大林与来访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一行就中苏关系问题了长达九次的会谈。对于蒋介石最为忧虑的苏联援助中共的问题，斯大林作了如下的承诺：至于中共，我们不支持他们，不帮助他们，我们不打算这么做。……众所周知，以前我们向蒋介石提供了援助。今后还将是这样。如果有必要援助中国的话，那么这种援助将提供给蒋介石政府。这种情况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清楚的。我们愿意与中国真诚相处，愿意与中国签订同盟条约。斯大林还答应不向中共提供武器，并认为国民党政府力求合并军队和建立国家统一的政权，是“完全合法的愿望，因为国家应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34]8月14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之改称)、关于大连、关于旅顺口和关于苏军进入东北后苏军指挥部同东北行政当局的关系的四项协定及两项附属议定书。
中苏条约及其议定书保障了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优势和特权，符合并且满足了斯大林远东战略的基本目标和要求。因此，斯大林有理由感到满意并努力将其付诸实现。中苏条约一经签订，实际上就塑造了战后初期以苏联为主导的苏联、国民党政府和中共这样的两国三方关系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苏联使自己居于中苏关系的支配地位，将国民党政府确定为主要的合法的交涉对象和伙伴，而把中共置于一种次要的从属地位。按照对国民党政府的许诺和条约的规定，斯大林必然要努力维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同盟关系，以保证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战略利益的实现。由此也决定了他必然要对中共和中国革命采取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这种消极和冷漠表现为：不支持中共军队获得对日军的受降权；限制中共及其军队在东北的活动；削弱中共的政治自主权，要求中共通过与国民党谈判达成政治妥协；回避中共征求意见的要求，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努力。
1947年下半年，随着美苏在欧洲冷战的爆发和苏联大国合作政策的结束以及中国革命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苏联对华政策才作了相应的调整，对中共由消极冷漠转向积极支持和援助，但同时也不放弃与国民党政府合作的愿望。苏联大使罗申曾经为此进行了积极的活动。由于国民党政府不可救药地倒向美国一边，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1948年下半年起，苏联才完全丢掉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开始全力支持中共和中国革命。
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无疑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由于担心被人指责支持和操纵中国革命，在中苏两国签署同盟条约之前，斯大林一直避免公开宣扬两党之间的关系和两国之间的友谊。1949年5月26日，斯大林在致毛泽东的电文中表示：“我们不认为现在是广泛显示苏联同民主中国之间友谊的合适时机。”[35] 这不仅可以解释为何1949年1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6月刘少奇访问苏联都是秘而不宣的，同样还可以说明为何在中国建国前后中苏两党两国在处理中苏关系时会出现一个热情高昂而另一个冷漠低调的那种令人困惑的现象。
1949年7月16日，中国各民主党派代表召开会议，通过了成立中苏友好协会筹委会的决定。周恩来在会上发言时作了称颂中苏友谊的热情洋溢的讲话。但是苏联的报刊却以低调方法报道了这次会议。[36]
1949年10月1日，中国政府以周恩来外长的名义向苏联政府转告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公告；第二天，苏联致周恩来外长的关于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复函却是以较低级别的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的名义签发的。中国政府任命党的资深活动家王稼祥为驻苏联大使；苏联政府却让前驻国民党政府大使罗申摇身一变而成为驻新中国的大使。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礼仪上不妥的问题，而是有着深层的政治因素的。[3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战略同盟关系，利用中苏同盟的力量来对抗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存在，以此确保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为此，苏联于1950年2月与中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援助中国。
综观从抗战到内战再到建国初期的斯大林对华政策，尽管由于时间、对象和局势的不同，这一政策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但是，其设定的目标是一以贯之的，即，维护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无论是对中共持消极冷漠的态度还是积极支持的立场，无论是支持和帮助新中国还是在某些问题上对新中国持保留态度甚至是损害的立场，维护苏联安全始终是它的至上考虑。换言之，苏联安全成为斯大林对华政策中左右一切的基点。
苏联开始时在有关中苏新条约问题上表现得犹豫和彷徨，就是担心新条约会影响整个雅尔塔协议的有效性，损害苏联在远东的领土所得和安全利益。苏联不愿在解放台湾问题上明确支持中国、不愿在朝鲜战场上向中国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就是害怕苏联由此而卷入与美国的直接的军事冲突。苏联要求签订一个不允许第三国势力在中国新疆和东北活动的秘密补充协定、要求允许沿中长线经中国东北调动苏军、不愿尽早归还中长铁路，就是为了尽可能多地维护其在华的特殊权益，其出发点也是苏联的远东安全。至于这些做法是否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那是不在斯大林的考虑之内的。正是这种苏联安全至上的绝对性导致了斯大林对华政策中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已主义的因素和行为，而它们则是建国初期中苏两国产生龃龉和矛盾的主要原因。
联共(布)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缺乏了解和理解，也是中苏两国产生龃龉和矛盾的原因之一。1950年1月27日刘少奇在同苏联《真理报》记者切乔特金的谈话中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在中国，进步人士是了解苏联情况的，但是，苏联和欧洲的进步人士却显然对中国没有兴趣和不了解中国。反动派有时倒比欧洲的进步人士和同志更加了解我们(当然是从有利于他们的角度来说的)。我们所见过的那些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不理解中国，说起话来很天真。”“可以感觉到，很少有人理解中国问题……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苏联人民和一些党的同志(当然不是全部)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他们经常问我们，中国革命为什么会取得胜利？”“常常出现这种情况，苏联同志认为某人是好人，而我们却认为他不是好人。所以我们同某些苏联同志是存在着分歧的。”[38]
虽然斯大林曾经承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认识错误，但是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斯大林对中共仍然抱有成见和猜疑，担心中共党内出现所谓民族主义倾向和铁托分子。[39] 而这不可能不对中苏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斯大林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中国党和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以及他在国际共运中的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在新的中苏关系起源时，斯大林所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已主义以其它的失当行为，除非他自己本身能够有所醒悟和认识，否则是很难予以纠正的。遗憾的是，正是这些在“哥俩好”的时候被和谐和合作所掩盖并且未能得到有效和妥善处理的龃龉和矛盾，到了50年后期特别是60年代，又由于其它各种原因，终于发展为中苏两党之间口诛笔伐的大论战和两国关系的深度恶化。
当然，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初期中苏关系的主流是和谐和合作，这是由中苏两国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和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方向上的一致所决定的，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和证明。而龃龉和矛盾即便有时很深很重，毕竟还是次要的。无论如何，当时两国所拥有的更多的一致利益和共同需求足以压倒这些龃龉和矛盾。
（载《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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