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既没有估计到西方国家抵制封锁的决心，也没有认识到西方国家所拥有的抵制封锁的实际能力和手段。换言之，在它看来，西方国家似乎不会为了柏林甘冒同苏联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同样它也不认为，在封锁的条件下，西方国家有能力满足西柏林对生活和生产的各种需要。正是苏联对西方国家抵制封锁的决心和能力的第二个错误判断，使苏联迈出了封锁柏林的第一步。
就在西方六国关于德国问题的伦敦会议结束后不久，1948年3月9日，苏联驻德军事长官索科洛夫斯基奉召回国，商讨对策。正是在这期间苏联制定了有关封锁柏林的计划。
3月12日，苏联外交部欧洲三司司长斯米尔诺夫给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近期内我们对德国措施的报告》。报告说，美国和英国拒绝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的基础上解决德国问题，“准备采取措施建立西德国家，并打算同它签订单独的和约或和平规则”。关于德国问题的伦敦会议是“西方国家把德国变为自己的据点和把纳入正在建立的针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军事政治集团”的证明。斯米尔诺夫建议要更加坚决地对抗西方国家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他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对西方国家单方面采取的行动不能再局限于提出抗议，这些单方面的行动实质上触及了我们在德国和欧洲的利益。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不仅能制约美英法在德国的单方面行动而且能有力地挫败他们组建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集团计划的措施。”[6] 斯米尔诺夫还建议：1)，召开苏联、波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外长会议，邀请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和德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为观察员。会议将通过评估西方国家在德国活动的宣言；2)，会后苏联应提议召开新的外长会议来讨论德国问题。“如果美国、英国和法国接受这一建议，那时组建西方集团并将德国纳入其中的行动基础就将被瓦解。如果我们的建议被他们否定，那就很清楚，这些大国将最终拒绝在波茨坦协议的基础上解决德国问题。” 在这之后，苏联将发表声明，西方大国以自己的行动破坏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和外长会议，从而使有关盟国管制机构和占领区的决议失去了效力。因此，苏联政府将不得不完全关闭自己的占领区，保障实施相应的财政措施，组织边界保卫等。[7]
斯米尔诺夫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对付西方国家的行动计划和措施很快就被付诸实施。
3月20日，索科洛夫斯基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上发表声明，称伦敦会议是一次“秘密勾结”，并宣布盟国管制委员会作为德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已不复存在，苏联将退出这一机构。[8]
3月25日，索科洛夫斯基颁布了《关于加强保护和控制德国苏占区分界线的命令》。苏联驻德国军事当局的交通局局长特别受命把客运和美英法三国军队的交通运输减少到最低程度。[9]
3月27日，索科洛夫斯基又颂布了《关于加强保护和控制柏林外部边界的命令》，强化了对通过大柏林外部边界的人员和货物往来的控制。
3月30日，苏联驻柏林军事长官德拉特温致函美占区军事长官克莱，通知他，从4月1日起，苏联将对美占区和苏占区之间的交通实行新的规则。据此，将检查通过苏占区的美方人员的证件、货运及除私人行李以外的一切物品。[10]
从4月1日起，苏联开始实施其封锁柏林的最初步骤。先是美国继而是英国的客车在苏占区边界被拦截。当它们拒绝接受苏方检查时，苏方便不让其通行。4月3日，苏联封锁了从西占区的汉堡和巴伐利亚至柏林的交通，要求列车须经赫尔姆斯泰特驶往柏林。[11] 这样柏林危机的帷幕便被拉开了。柏林地区出现了对抗性的紧张形势。
4月17日，德拉特温和谢苗诺夫在给莫洛托夫和军事部长布尔加宁的报告中谈到了实施限制柏林和苏占区与西欧交通措施的情况。报告说，“我们的管制措施严重地打击了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德国的威信。德国居民认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俄国人面前退却了’这证明了俄国的力量。”报告指出，“克莱建立柏林与西占区之间‘空中桥梁’的试图失败了。美国人承认，这是一件代价昂贵的事情。” 报告还建议要加强对西方国家的压力：从柏林运往西占区的货物要有苏联驻德军事当局的货物运输许可证，对运往西占区的邮件实行新的规定。接下去，以保障飞行安全为借口准备限制柏林与西占区之间的航空。[12]
苏联这时采取的局部封锁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迫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停止建立西德，恢复德国问题的原状。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则将把西方国家的包括军队在内的一切人员从柏林赶出去，使整个柏林并入苏占区。3月26日，斯大林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皮克的谈话证明了这一点。皮克说，拟定于同年10月在柏林举行的选举结果对统一社会党来说，未必会比1946年更好。皮克又说，“如果盟国撤出柏林的话，他将会很高兴。”斯大林表示，“让我们一起努力试试看，也许能赶走(他们)。”[13]
4月23日，谢苗诺夫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谈到了西方国家正在把他们的人员从柏林迁往西占区的迹象。但他认为，由于他们大概想要为自己保留更多的自由以抵抗我们的压力，因此，逼迫西方国家撤出这座城市未必会是轻而易举的。[14]
在苏联对柏林交通实施限制的同时，苏联与西方国家在德国货币改革问题上的争端又使局势进一步加剧了。[15] 1948年5月18日，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在德国苏占区实行货币改革的决定》。决定责成苏联驻德军事当局在西占区单独进行货币改革时立即在苏占区实行货币改革。要求“苏联军事当局争取在整个大柏林地区发行苏占区新货币”。[16]
6月7日，西方国家公布了筹建西德的伦敦议定书。6月11日和12日，苏联切断柏林与西占区的铁路交通两天。12日，苏联又以“维修”为由，关闭了易北河上的一座公路桥。16日，苏联代表退出盟国柏林管制总部。[17] 18日，美英法三国宣布将从6月20日起在西占区实施货币改革。第二天，19日，苏联宣布，“德国西占区发行的货币将不容许在德国苏占区和位于德国苏占区之内的在经济上是苏占区一部分的‘大柏林 ’地区流通。”[18] 6月22日，苏、美、英、法四国财政专家就货币问题进行谈判，未果。此时苏联代表发出警告，将实行经济和行政制裁，以“使在柏林只有一种货币，即，苏占区货币”。[19] 同一天，索科洛夫斯基通知西方三国驻德军事长官，苏联已在苏占区和大柏林地区进行货币改革。6月23日，美英法三国决定把西占区的货币改革扩大到柏林西区。6月24日，苏联当局以“技术原因”为理由，完全切断了西占区与柏林的地面交通联系，使柏林危机进入高潮。[20] 在陆地交通被封锁的情况下，从6月25日起，美国等西方国家架起了“空中桥梁”，向西柏林居民大规模空运粮食、煤炭等急需物品。与此同时，美国等还对苏占区和东柏林实行反封锁，阻止向苏占区运送煤炭和钢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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