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合作是二战时期和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和内容。它保障了苏联与盟国在战争时期的胜利和战后苏联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和平环境以及有利于苏联的对战后世界的调整和安排。在雅尔塔会议的公报中，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表示要在战后时期继续维持合作。但是，就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便陷入了的里雅斯特危机、伊朗危机和土耳其海峡危机之中，双方的关系急剧紧张。与此同时，随着它们在东欧和德国等问题上矛盾和分歧的发展，苏联的大国合作政策愈发难以维持，最后终于爆发了与美国的冷战。本文根据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档案馆解密的新材料认为，促使斯大林最终放弃大国合作政策的根本原因，是苏联与美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方面的矛盾和冲突的发展使斯大林丧失了对大国合作的信心。而具体原因则在于：杜鲁门主义的出台、苏联在西欧的联合政府策略的失败、东欧国家的离心倾向的出现和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大国合作政策结束的主要标志就是建立共产党情报局和实施莫洛托夫计划。
一
从苏联方面来讲，战后继续保持与西方的合作主要是因为：
第一，基本上满足了苏联在战后安排方面要求的雅尔塔体系本身，就是与西方合作的产物。要维护雅尔塔体系给苏联带来的既得利益，就必须继续与西方保持合作。
第二，由于战争给苏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因此，战后初期苏联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恢复和重建国民经济。只有维持与西方的合作关系，才能确保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较好的和平稳定的环境并且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
第三，斯大林认为，战后初期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内存在着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条件和可能。1945年他在同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和吉拉斯的谈话中认为，“现在，社会主义就是在英国君主制度下也是可能出现的。不是处处都需要革命。”[1] 1946年夏天，在同哥特瓦尔德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斯大林要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进入社会主义。他对哥特瓦尔德说，“我们那时的道路简短而又迅速，代价是流了很多血和作出了很多牺牲。如果你们能避免这样，就避免吧。那种必须要付出的流血和牺牲的代价，红军已经付出了。”[2] 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信念也使得战后初期的大国合作成为可能。
但是，由于斯大林在思想深处对资本主义所持的否定和批判的观念并且坚持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由于十月革命后至战前苏联与西方国家长达20多年的相互敌视以及战时苏联与美英盟国在诸如第二战场和战后安排问题上的龃龉和矛盾，战后初期，斯大林在维持与西方国家有限合作的同时，仍对西方国家怀有很深的戒意并保持高度的警惕。
而1945年和1946年国际形势和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变化与发展也清楚地证明，大国合作远不是它们关系中的全部内容。由于它们之间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方面的差异和对立，它们的关系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
在土耳其问题上，1945年6月，苏联向土耳其提出了缔结苏土条约的三项要求：土耳其将卡尔斯和阿尔达汉交给苏联；土耳其必须同意苏联在海峡拥有基地；两国将同意在多边协定达成之前修改《蒙特勒公约》。[3]同年19日，美国照会苏联，表示不能同意苏联的要求。照会认为，海峡制度不仅与海峡沿岸国家也与其它国家有关；土耳其应当继续是海峡防卫的主权责任者。照会警告，对海峡的进攻将必定成为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的事情。[4]
在伊朗问题上，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苏联就试图以获得伊朗北部的石油租让权为突破点，同时以拖延撤军为手段，对伊朗政府施加压力，力争排除英国在伊朗的势力和影响，确立苏联在伊朗的支配地位和主导作用。而英国则与美国联合以强硬的方法抵制苏联的意图。[5]
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6]
在第一届外长会议上[7]
在东欧问题上，
在德国问题上，
由的里雅斯特、伊朗和海峡问题所产生的三场国际危机和美苏关系的发展与演变，促使斯大林重新去思考苏联对西方国家的政策。1946年2月斯大林在选民大会上的讲话从时间上来说绝非偶然。
但是，1945~1946年国际形势和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促使斯大林重新去思考苏联对西方国家的政策。在伊朗危机、土耳其危机、东欧和德国等问题上苏联与西方国家的较量和斗争，清楚地证明，战后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矛盾是很难调和的，因为它们之间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是根本对立的。如同凯南电文和丘吉尔富尔敦演说一样，1946年2月斯大林在选民大会上的演讲中对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从时间上来说绝对不是偶然的。它是斯大林在经过苏联与西方国家在战后不到一年的斗争后再次确定苏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严厉批判的态度和立场，也是斯大林准备修改大国合作政策的信号。而接下来(3月)的丘吉尔号召英美联合共同对付苏联的演说，又进一步挫伤了斯大林与西方国家继续保持合作的愿望。斯大林在回答如何估计丘吉尔的演说时说，“我认为这个演说是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使它们难于合作。”斯大林谴责丘吉尔“站在战争挑拔者的立场上”，“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斯大林甚至认为，丘吉尔“并不是孤独的，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8] 这表明斯大林并不是孤立地看待作为前任首相的丘吉尔的演说，而是把它与当时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各种矛盾和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这个时候斯大林认定在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从事宣传新战争”的“某些政治集团”和“战争挑拔者”。[9] 因此他号召苏联人民，“在开展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忘记国际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他们在策划新战争。”[10]
由于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张，在斯大林的头脑中与西方的合作逐渐地让位于同西方的较量和斗争。他开始考虑在合作破裂的情况下如何与西方国家进行斗争的方法和形式。显然，这种斗争不应当也不可能是像战前那样苏联一国单独地与西方国家进行。因为毕竟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都已经掌握着政权，而在西欧则存在着虽然没有单独执政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参政的不容忽视的共产党(如法共和意共等)。它们是苏联与西方国家进行斗争时可以利用和依靠的力量。这样，如何把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联合起来形成一种类似集团的力量以增强苏联抗衡西方国家的力量，就在斯大林的头脑中萌生了。此外，把有关国家的共产党联合起来并建立某种国际性的组织，不仅可以提高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而且有利于苏联对这些国家共产党的控制和操纵。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统一的国际性共产党组织便不复存在了。 战争后期的1945年4月，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在访问苏联时向斯大林建议：因为共产国际已经在1943年解散，有必要建立一个各国共产党的协商组织，以交流经验，并以此为目的创办一份共产党的国际性报纸。斯大林对此“举双手”表示同意。[11] 虽然如此，由于苏联当时实行的是大国合作的政策，建立这样一种形式的共产党国际组织容易被人认为是恢复共产国际，从而会损害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关系。所以，斯大林虽说是表示同意，但是并没有采取具体措施去促成建立某种形式的国际性共产党组织，因为时机显然尚未成熟。
然而仅仅经过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战后一年不到的激烈斗争，大国合作的政策便开始动摇并愈发维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考虑建立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的想法和计划从1946年春天开始，陆续见诸于他同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中。
1946年3月28日至4月2日，匈共总书记拉科西密访莫斯科，主要是就即将开始的五国和约谈判问题同苏联进行磋商。4月1日拉科西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从拉科西回国后的讲话看，双方不仅就五国和约问题交换了意见，也谈到了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的问题。拉科西回国后在4月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他访问苏联的情况。[12]4月18日，他在首都布达佩斯的工厂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概述了苏联关于建立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的想法。[13] 1946年5月17日，拉科西在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所作的讲话中则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关于建立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的问题。他首先批评共产国际“妨碍而不是促进共产党的发展”。[14] 他指责第三国际，“从一个中心出发来指导整个运动。结果就是各党放弃了独立的政治活动，一成不变地因循中心所确定的方向并且等待中心下达指示”。所以他认为，“这样的国际不能再建立。相反，国际应当是这样一种机构，即，它不妨碍各党的前进，它为各党根据当地的环境去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任务提供方法。……新的国际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机构；它的任务将是排忧解难和把一个国家共产党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传递给别的国家的共产党，使它们能够学习别党的经验和吸取别党失败的教训。这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不仅仅是我们，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开始感到，如果不就经验和错误进行交流的话，它们就无法制定有关国际问题的合适计划。我们现在想要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国际，这种国际将有益于而不是有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拉科西在讲话中还谈到了不能马上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原因是，法共、捷共和罗共正在忙于参加国内的选举；五国和约谈判正在进行。“但是一旦选举完毕，和约签订，那时这件事就要提上日程，我们就要建立某种国际组织。”[15]
1946年4月底铁托提出的各国共产党“就一系列国际问题应当有一项协同一致的政策”的建议，这显然正合斯大林的心意。[16] 同年5月底~6月初，斯大林在同来访的南斯拉夫铁托和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人会谈时，向他们提出了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想法。但是，显然是为了消除他们的担心，斯大林强调，“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恢复共产国际的旧形式”，“谈不上”会这样考虑。斯大林还批评共产国际通过下达指示领导各国共产党，说，共产国际束缚了各党，“当我们解散共产国际时”，“我们获得了行动自由”。[17] 建立共产党情报局想法的产生，表明斯大林已经开始考虑改变大国合作的政策了。
在由苏联返回南斯拉夫后，铁托在他的记事手稿中写下了有关未来的共产党情报局的职能的一些问题。[18] 在各党关系方面记载了：相互提供情报，交流经验，“工作中的一般协调”，“消除个别党之间的各种分歧”。情报局的政治目标有，“广为宣传苏联和其它民主国家（当指“人民民主国家”——引者注），“支持世界进步的民主运动”和“反对反动派和法西斯残余的斗争”。手稿特别指出了“与社会改良主义者斗争”和与“建立新的社会党国际的企图”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关于情报局“不能做的事情”，手稿写道：第一，情报局“不能对某些党发布命令，如果该党不同意的话”，不能对它采取“惩罚性的措施”；第二，情报局“应该严格考虑个别国家的特殊性”。[19] 需要指出的是，手稿中没有提到后来在情报局成立时所提出的关于“两个阵营”的著名论断。这里有两个可能，或者是当时的国际形势还未发展到提出“两个阵营”说法的阶段，或者是斯大林故意对铁托和季米特洛夫隐瞒了他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真实意图，也就是说斯大林隐瞒了成立情报局的目的是要进行“两个阵营”(扩而言之是两大集团)的对抗这一意图。
不管怎样，这段时间里苏联并没有紧锣密鼓地去张罗成立情报局的事宜。这里或许既有大国合作尚未完全破裂，因而不能大事声张以免授于西方以把柄的担忧，也有怎样才能更好地使对恢复共产国际尚心有疑虑的各党便于接受苏联设计的共产党情报局模式的考虑。所以，苏联只是悄悄地对此进行秘密筹划和酝酿而没有把它提上急迫的议事日程。虽然苏联还没有把它的计划向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盘托出，但是意图和目标却是明确的和不可动摇的。只是实施该计划的具体进程取决于国际形势和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的进一步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各国共产党的接受程度。然而在这过程中，匈牙利共产党却在1946年夏末秋初时居然不识时宜地(在苏联酝酿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时候)提议要在布达佩斯召开多瑙河流域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20] 结果不仅遭到苏联的断然反对而且还受到苏联的一顿羞辱。[21] 匈共关于召开多瑙河流域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显然是与苏联正在酝酿和准备的召开更大范围的共产党代表会议并且建立一个协调各党行动的机构(如共产党情报局)这样一个重大计划相悖的。
1946年9月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的那份全面分析和批判美国对外政策的报告，对苏联的大国合作政策的转变起了理论上的论证和导向作用。诺维科夫的报告揭露了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者的倾向”和“谋求世界霸权”的特征，认定美国已经制定并且正在推行一项“广泛的扩张计划”。尤其是报告最后强调了苏联与美国未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必须予以充分注意的是，美国是把苏联作为战争的对象而准备未来战争的。在美帝国主义的眼里，苏联是它通往世界霸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下列事实证实了这一点：美军为备战而进行的战术训练是把苏联当作其未来敌手的；美国的战略基地设置在有可能成为对苏联领土进行打击的出发点的地区上；强化在极为靠近苏联的北极地区的军事训练和防务；力图使德国和日本成为对苏战争中可以利用的对象。”[22] 由于这份报告是根据莫洛托夫的指示写就的，所以可以说它是苏联官方对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一次正式的估价和鉴定。报告的内容和措词表明，苏联对战后与美国的勉强合作再也不抱任何希望了，美国已经成了苏联的真正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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