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1] 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 88 页。

[2] 穆拉什科和诺斯科娃：战后东欧的苏联因素(1945~1948年)，载《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年)》，莫斯科，1995年，第90页。

[3] 同上，第258页。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向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是贝利亚向斯大林出的主意。他写道，在一次拖得很长的“晚餐”上，贝利亚开始反复地讲：现在属于土耳其的某块土地过去一直是以属于格鲁吉亚的……贝利亚不断提出这个问题，以此蛊惑斯大林，唆使他采取行动。他使斯大林确信现在是取回那些土地地时机。他争辩说，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削弱，它无力抵抗。斯大林作了让步，向土耳其政府发出了一份正式备忘录，强硬地提出了我们的领土要求。(《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48页)

[4]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6年，第7卷，第846~847页。★★转引自库里霍姆前引书，第362页。

[5] 详细可见叶戈洛娃：“从解密的档案文件看1945~1946年的‘伊朗危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3期，第 页。

[6] 参见

[7] 参见

[8] 关于丘吉尔先生的演说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见《斯大林文选》(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62~468页。

[9] 答“美联社”记者埃迪·吉尔摩问，《斯大林文选》，第469~470页。

[10] 苏联武装部部长命令，《斯大林文选》，第473~474页。

[11] 迪吉耶尔：《铁托》，贝尔格莱德，1953年，第470页。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年，第4期，第134页。

[12] 但是按照当时的惯例，会议没有留下记录。

[13] 匈牙利政治史研究所档案馆(布达佩斯)，274．f．8/14，转引自匈牙利乔包·贝克什：“1946年初期苏联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计划：匈牙利档案馆的新材料”，载美国华盛顿特区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国际冷战史研究项目通报，第10期，1998年3月，第136页注5。

[14] 这与斯大林与其它党的领导人谈话的方式是一样的。斯大林在谈到建立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时总是先严厉地批评共产国际，并保证不会恢复这样的国际。这显然是为了消除各党对成立类似于共产国际的新的国际组织的担忧。

[15] 匈牙利政治史研究所档案馆(布达佩斯)，274．f．2/34，转引自同上，第135~136页。需要指出的是，拉科西是联系各党努力去创造和实现本国无产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条件和任务来论述建立的新共产党国际组织的必要性的，并认为，目的是交流经验和制定有关国际问题的计划。这与斯大林所要建立的包含更广泛目的(如还有协调行动)的新的国际组织显然是有很大差别的。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斯大林在与某些党的领导人讨论成立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时，从来没有向他们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和目的。

[16] 铁托是在与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拉夫连季耶夫谈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两党关系紧张时提出上述建议的。铁托认为，某些国家的共产党奉行的孤立政策“破坏了工人统一战线”。（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馆，全宗0144，目录30，卷夹118，卷宗15，页码64。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前引文，第135页）。

[17]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党的中心档案馆，全宗1，目录5，卷宗3，页码138。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前引文，第136页。根据迪吉耶尔的说法，斯大林在会谈时说，情报局打算有时候交流经验，通过一些决议。但是与共产国际不同，对于不同意这些决议的共产党，它们可以不必执行这些决议。在与铁托会谈时，斯大林提议由南共来做建立情报局的发起者。接着在同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等人会谈时，斯大林问谁应当做倡议者?季米特洛夫、铁托还是法国共产党?季回答是铁托。但铁托说，如果法国人能做倡议者，那就最好了。(见，迪吉耶尔前引书，第471~472页。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前引文，第134~135页)。

[18] 记事手稿中未注明日期，但内容是写在南通社的南斯拉夫情报社1946年6月12日的通报的反面页上的。见，铁托档案馆(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I-3-c/11，1．1-2，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前引文，第135页注17。

[19] 见，铁托档案馆同上，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前引文，第135~136页。

[20] 匈牙利打算安排这一多党代表会议在匈共三大(拟于1946年9月28日开幕)期间召开。匈共领导人以为这一建议会受到联共(布)中央的赞扬和支持。匈共总书记拉科西将这一想法告诉了苏联并且希望联共(布)能派代表参加这一会议。此外，出于对季米特洛夫的尊敬，他认为保共代表与会也是重要的。(见，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916，页码1。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前引文，第137页)。

[21] 1946年9月9日和14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部长苏斯洛夫分别致函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和政治局委员马林科夫、贝利亚和米高扬，认为匈牙利想要召开这样的会议是“不适宜的和不可容许的”，“没有任何东西证明匈牙利共产党扮演这种多瑙河流域共产党的统一者的角色是正确的。”他还嘲讽匈牙利曾经是希特勒德国的仆从国，而且“匈牙利民主建设中的成就明显不及斯拉夫国家”。另外，苏斯洛夫已经知道，季米特洛夫也认为召开这样的会议是不适宜的”。日丹诺夫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决定请求斯大林批准答复拉科西：会议“在政治上是不合适的”，建议不要召开。见，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916，页码1；全宗77，目录3，卷宗109，页码4~5。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前引文，第137~138页。

[22] 参见，“战后美国对外政策——1946年9月27日诺维科夫发自华盛顿的电文”，载美国《外交史》杂志，第15卷，第4期，1991年秋季号，第527~537页(根据诺维科夫本人的回忆录来鉴定，这不是发自华盛顿的电文，而是在巴黎撰写的报告)。

[23] 《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北京师院出版社，1990年，第92、94页。

[24]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中译本，三联出版社，1974年，第120、121页。

[25] 《斯大林文选》，第491~494页。

[26] 由于哥穆尔卡这次访问苏联是非官方性质的并且未加报道，所以，尚没有资料证明访问的确切日期。波共活动家普塔希斯基在根据他同哥穆尔卡谈话为基础撰写的书中说，至少在1947年夏天之前，斯大林已经与前来莫斯科的哥穆尔卡讨论了召开一些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必要性。(见吉比安斯基前引文：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第138页。)据《哥穆尔卡》一书的作者韦尔布良说，波党著名的活动家洛戈—索温斯基后来证实，这次谈话是在1947年春天哥穆尔卡访问莫斯科的进行的。(韦尔布良，《哥穆尔卡》，华沙，1988年，第505页，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前引文，第138页。)

[27] 见吉比安斯基前引文，第138页。

[28] 纳林斯基，《1944~1958年法国的阶级斗争与政党斗争》，莫斯科，1983年，第101~105页，转引自纳林斯基前引文：“斯大林和多列士(1944~1947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年，第1期，第24~25页。

[29] 该信是根据莫洛托夫的指示于6月3日由法国驻苏联使馆转交给多列士的，要求多列士可以全文或部分抄录该信，但信的原件必须立即销毁。(参见纳林斯基前引文：“斯大林和多列士[1944~1947年]”，第25页。)

[30]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92，页码33~34，转引自纳林斯基前引文：“斯大林和多列士（1944~1947年）”，第25页。

[31] 吉比安斯基，“冲突的起源：巴尔干症结”，载《工人阶级与当代世界》，1990年，第2期，第173~174页，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前引文，第142页。

[32] 小阿瑟·施莱辛格，《世界强权动力学，美国对外政策历史文献(1945~1973年)》，纽约，1973年，第53~54页，转引自刘同舜编，《“冷战”、“遏制”和大西洋联盟——1945~1950年美国战略决策资料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2~123页。

[33] 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致莫洛托夫的电文，1947年6月24日，引自塔赫年科，“对一项政治决定的解剖——文件选辑”，载俄罗斯《国际生活》杂志，1992年，第5期，第121页，转引自纳林斯基：苏联与马歇尔计划，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年，第2期，第12~13页。

[34] 莫洛托夫致苏联大使列别杰夫的密电，1947年7月8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3，卷宗270，页码158，转引自纳林斯基前引文：苏联与马歇尔计划，第18页。

[35]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3，卷宗270，页码142，转引自纳林斯基前引文，第17页。

[36]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3，卷宗270，页码158，转引自纳林斯基前引文，第18页。

[37] 涅任斯基：《社会主义联合体的形成——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的苏联与中欧和东南欧国家》，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87年，第185页。

[38] 同上，第186页。

[39] 同上，第188页。

[40] 同上，第189页。

[41] 同上，第190~191页。

[42] 同上，第182~183页。

[43] 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中文版，北京，1974年，第55页。

[44] 普赖斯，《马歇尔计划及其意义》，纽约，1955年，第29页，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年，第一编，第三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0页。

[45] 涅任斯基前引书，第192页。

[46]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案卷91，页码2~4；案卷94，页码2~4、51~53，参见前引文：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第146页注75。

[47]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案卷94，页码50~92；案卷91，页码13~14；案卷94，页码58；案卷94，页码1~49，参见同上，第146~147页。这里还有一份尚未得到证实的题为《斯大林同志1948年3月14日在政治局特别会议上讲话的速记记录》也是值得注意的。斯大林说，“我以前就说过，世界已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是由掌握着金融资本、剥削地球上大多数人的那些人所组成；另一个阵营则由殖民地和附属国那些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所组成。很自然，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成为前一个阵营的首领，而苏联，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原理，则成为后一个阵营的领袖。由于两个阵营是完全对立的，它们之间迟早要发生冲突。”(《斯大林在政治局秘密会议上的报告》，“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咨询处，105．11／61．15。据国民党政府驻比利时使馆说，这份斯大林讲话的副本和其它三份文件，是在西欧通过一名叫“苏莱希奥欣蔡”的苏联信使那里搞到的。详见1948年8月5日曲常[音译——引注]自布鲁塞尔致南京王世杰，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咨询处，112．1／61．11，转引自布·默里：斯大林、冷战和中国的分治——多头档案的神秘性，载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论文集》，第12期，1995年6月，第9页及注31和32。由笔者翻译的中译文载《马恩列斯研究》1997年第3期。)上述斯大林的讲话在俄国档案馆里尚未发现，也就是说，其真伪有待进一步辨别，这里仅提出来参照。但是不管怎样，日丹诺夫《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中有关“两个阵营”的理论是在斯大林的修改和指导下提出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48] 在给各党文件的附函中，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轻描淡写地说明，“对文件的内容作了不多的文字上修改。”(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案卷96，页码30~37，参见吉比安斯基前引文，第152页。)档案清楚地表明，这些修改均出自斯大林之手。(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571，目录1，案卷187，页码26，参见同上。)

[49]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案卷96，页码14，参见同上。

[50]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