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对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赫鲁晓夫，最终未能摆脱斯大林体制的束缚。他的改革具有很大的应急性、随意性、矛盾性和局限性。最后，党内高层集团因不能容忍赫鲁晓夫改革而将其废黜。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勃列日涅夫18年执政期间除了个人独裁和专制演变为上层官僚集团统治外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到8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已经陷入困境：政治上保守趋势增强，党、国家和军队部门的所谓精英集团成了新的权贵集团，他们完全脱离了普通的工人和农民，控制着苏联社会的各个领域；经济增长下降；玩世不恭和离心倾向增长；腐败和贿赂成风；民族运动难以控制；持不同政见现象无法根除。总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稳定已经变成了停滞，整个社会处于僵化状态。与西方的经济鸿沟和技术差距愈益加深和扩大。
戈尔巴乔夫在概述苏联社会由发展到停滞的历史时写道：“在个人崇拜和极权主义条件下的几十年生活不能不导致冷漠、萎靡不振和丧失主动性，不能不导致社会干劲的消退。”[14]他指出：“在革命干劲成为历史后，在战争所产生的爱国热情消退后，在苏共二十大所引起的欢快被倡议者自己消灭后，社会似乎僵化了。有效率的劳动、人们有意识地参与公共事务、除了犯罪以外的不论什么样的进取精神的推动因素消失了。平均主义的心理和政治上的协调一致已经根深蒂固。社会的停滞使得社会遇到了产生严重后果的威胁，这些后果在各方面都已经暴露出来。在停滞和停顿年代，国家已经滑入悬崖。”[15]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在面临困难和危机的条件下，决意要对斯大林体制进行改革。开始时他深信由斯大林体制所产生的苏联社会的一切畸形状态和不正常现象，经过治理是能够得到纠正和克服的。
他先是提出加速战略，并进行经济改革。在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成效后，又发起了迅猛的政治改革。而正是政治改革给这个重病缠身的制度带来了致命的危险，使开始时对制度的改善到最后变成了对制度本身的否定和改变。
政治改革的结果是：废除了长期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和舆论统制，瓦解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促进了非官方组织的产生，结束了苏共对权力的垄断，从而动摇和摧毁了制度本身，造成了联盟无法生存的条件。
二、领导人因素：改革瓦解了现存制度并开启了苏联解体的闸门
有许多人在分析苏联解体时指出是苏联共产党本身出了问题。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为何苏共出了问题呢？追根溯源，实际上是苏共领导人特别是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出了问题。正是他发起的政治改革使苏共由削弱而至瓦解。不管他的主观愿望是什么，他所倡导的公开性和民主化，损坏了苏共的形象，削弱了苏共的力量；他同意取消宪法中有关苏共领导作用的条款，结束了苏共对权力的垄断，他在八一九事件后辞去总书记职务，使党处于群龙无首的瘫痪状态，实际上使苏共走向了灭亡。
但是，戈尔巴乔夫为何会出问题呢？或者说，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呢？他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呢？从改革的过程和戈尔巴乔夫后来自己的总结来看，主要的问题就是他对苏联的过去、现状和未来、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现存制度、党的作用、民族关系等关键问题的观念和看法发生了与他所有前任有着本质不同的重大变化。
我们不妨了解一下戈尔巴乔夫在他所著的《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关于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他说，“……完全可以确信：在当时俄国国内外的具体形势下十月革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个主要的结论是，十月革命无疑反映了人民和它的最广大阶层实行根本的社会变革的最迫切的要求。这场革命的口号不是某个人所杜撰出来的，而是产生于下层，自由、普遍的和平、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给饥饿者面包——鲜明地反映了这些要求。”[16]
“十月革命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苏联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是典范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又证明，我们已经是‘发达社会主义’。问题是，1917年10月真的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了吗？而所建立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吗？”[17]
“我的观点是：在苏联取得胜利的是严厉的甚至是残酷的极权主义制度。当然，它是在进化的，在斯大林死后，它的残酷性有点削弱和缓和。但是，本质没有变化。”[18]
关于社会主义思想。“苏联的极权主义当然不能成为任何人的典范。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这种制度在苏联的胜利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理由。”[19]
“我的观点是确定的：社会主义思想并没有失去自己的意义和自己的历史现实性。不仅是因为这种包含着诸如公正、平等、自由和民主概念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会消失，而且还因为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每天都有力地证实：对公正、平等、自由和民主的要求，对团结的要求并没有消失，相反在增长。”[20]
关于苏联的一党制和极权主义制度。“革命胜利后取缔非共政党和取消言论自由，是同民主绝裂的鲜明标记。在非常形势下，可以采取作为临时性的类似措施。而在社会生活中把一党制和‘观点一致’作为原则来实行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事物正常进程的颠倒和专横行为，并产生严重后果。
我认为，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证明1917年以后镇压和粉碎俄国的其他政党是必要的，一党制的最终确立或许是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它使十月革命未能成为有力的民主发展和国家真正繁荣的基础。
到20年代末，苏联社会已完全被党以及它的意识形态所垄断。国内确立了镇压性的实际上是极权主义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特征是：否定政治多元论，‘党-国’（一体），在国家垄断所有制基础上的对国家进行包罗万象的、严厉的和过度的中央集中管理。”[21]
关于苏联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框架，斯大林意识形态的理论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损害。”“提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完全占优势、绝对都是社会主义特征、社会主义力量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的问题未必是合理的和有前途的。”[22]
关于改革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在改革时期采取了对党的活动进行实质性改组的方针和党内民主化的方针，最后实行改变它在社会中作用的方针。但是，苏共的结构、工作方法，它的名人统治集团浸透着旧的习惯、传统和规则，以至于要对它进行改革和要把它转变为一个正常的政治组织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归根到底，苏共中央赞成民主化、政治多元化、自由选举、建立混合的市场经济、改革联盟的联邦等。后来，在1990年苏共28大上，这都得到了批准。但是苏共最终未能经受住成为改革党的考验。它实际上支持——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以及许多州和地区党委支持——1991年八月叛乱，从而对自己作出了判决。”[23]
关于民族问题。“……如同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里一样，在民族进程中也出现了非常矛盾的东西。随着国内确立了极权主义，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开始被强行纳入外来的意识形态框架内。由莫斯科强加的革命性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与多数居民的传统和已经形成的精神相异的人为的产物。”[24]
关于苏联年代的总结。“无论怎样，革命都以它的所有代价给俄国带来了历史的革新，把俄国从封建专制主义过去的遗产中解放出来，使得国家开始了现代化。这样做的时候依靠的是人民的智慧、劳动和英勇行为。忘记这一切并简单地把苏联政权的几十年描绘成几乎是忧愁的年代是不诚实的。……
是的，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这是对的。而这首先是极权主义制度统治的结果，是斯大林主义及其后果的衍生物。过去年代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要无条件地谴责和抛弃极权主义。……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苏联历史再次证明，表面上如此稳定和强大的极权主义最终使国家注定要变得软弱。同时，极权主义使人同国家、所有制、政治、文化相分离，试图压制社会中最微小的多样性，使社会失去了自我发展的刺激，从而使自己注定要遭到失败。
还有一个从反面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民主能够成为社会健康的和蓬勃发展的基础，成为揭示和利用社会所有机会的基础。”[25]
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认为：第一，十月革命后在苏联建立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主义制度，而这种制度是必然要失败的；第二，一党制和“观点一致”给社会带来了严重后果。第三，苏联存在民族问题。各加盟共和国处于无权地位。第四，苏联年代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不能简单地否定一切。在苏联失败的是极权主义主义制度，而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仍然是生命力的。
当然，很难准确地判断戈尔巴乔夫上述观点中哪些是改革前就有的，哪些是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哪些又是在苏联解体后总结出来的。
但是，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虽然知道苏联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困难甚至危机，但他并没有一套明确的完整的改革计划。[26]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坦率地予以承认后作了如下的辩解：“在社会发展基础发生深刻的实质性变化的时期，提出某种先前制定好的“模式”或者改革的明确图表不仅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不可能的。”[27]
但是，缺乏明确完整的改革计划并不意味着戈尔巴乔夫改革是杂乱无章的。从后来改革的进程和戈尔巴乔夫的自述来看，他的改革是有榜样的；他的改革设想和计划是有着深刻根源和基础的；他的改革决心和信心是极其强烈的。
他把赫鲁晓夫看作改革的先驱。他说：“主要的是赫鲁晓夫留下的东西——使斯大林主义名誉扫地。勃列日涅夫时期翻本的试图破产了。已经无法恢复斯大林主义的秩序。这是开始改革的前提和条件。所以，我承认改革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情有一定的联系。总之，我高度评价他的历史作用。”[28]因此，他实际上把他在80年代中期发起的改革看作是50年代赫鲁晓夫改革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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