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世界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性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因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成了“世界革命”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明确宣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求一切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采取尽可能一致的革命行动。"[29][29]列宁要求，已经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 [30][30]要“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31][31]在那个暴风雨般的年代里，在对世界革命胜利的急切的期盼中，国际主义已不仅仅是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精神和道义的相互声援和支持，而且还引伸出所谓的“红色干涉权”，成为跨越国界去鼓动、输出和策动革命的根据。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于1920年底提出了“红色干涉权”的理论。他说，如果帝国主义国家自以为有权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来决定俄国的命运，那为什么无产阶级不能有对别国的“红色干涉权”呢?[32][32]在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上，布哈林对“红色干涉权”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无产阶级有权借助于红色干涉”. "《共产党宣言》说无产阶级将征服世界，但这并不能靠捻捻拇指就能实现的，为此我们需要的是枪炮。红军的扩张就是社会主义的扩张，无产阶级威力的扩张，革命的扩张。基于这一理由，红色干涉权是天经地义的，只要它从方法上说易于实现社会主义……" [33][33]革命本应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和内部事务，但在“红色干涉权”的名义下，它却成了外部制造和输入的东西。
实际上，列宁的“世界革命”的理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种急风骤雨般的形势的产物。这里，世界革命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要求，而是战争期间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尖锐矛盾和剧烈动荡而产生的主观愿望。革命能否取得胜利，完全取决于这些矛盾和动荡如何演变和发展。不可否认，这些矛盾和动荡确实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造成了革命的形势和机遇。但是，革命形势和机遇的发展也有多种可能性。一种是导致革命的爆发并且获得胜利(如俄国)，另一种是革命形势和机遇的消退和消失(如西欧)，或者虽然爆发革命但最终遭到失败(如中东欧的德国和匈牙利等)。列宁显然过分注重和乐观估计了前一种趋势，而忽略和低估了另一种可能性。事实上，一战期间及其后，中东欧的革命风暴和西欧的动荡形势是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的。1918年德国的11月革命本质上并未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在匈牙利、奥地利、捷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革命先后都失败了。在西欧，工人运动主要表现为反战行动和经济斗争，阶级斗争并未达到足以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程度。统治阶级通过改良和让步，缓和了紧张局势，阻止了革命的爆发。在美国，战后的工人运动由于当局的怀柔政策和镇压两手并用，最终也瓦解了。至于民族解放运动，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它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并没有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总之，“世界革命”的理论存在着较多的主观色彩和空想成份，而其根源之一就是帝国主义论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它在动荡和危机中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以及它对冲击和打击的反弹力，没有足够的估计和重视。国际共运的著名活动家蔡特金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策动德国1923年革命未遂后，曾经坦率地说，“我们不能对自己隐瞒事实，资本主义比我们所认为的更灵活、更有生命力和更强大。”[34][34]国际共运的另一个著名活动家、后来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1934年从狱中释放后不久同斯大林的谈话中，曾困惑地问斯大林：“我在监狱中一直在想，如果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为什么在决定性的时刻千百万工人没有跟随我们，而是同采取背叛立场的社会民主党站在一起?或者就像德国那样他们甚至追随国家社会主义党?" [35][35]
必须指出的是，当世界形势并未按照列宁的估计和设想发展时，特别是当苏俄与西方资本主义关系出现某种“均势”和苏俄转向新经济政策后，列宁修正了他原来的观点。列宁在1921年6～7月的共产国际三大上要求放弃对资本主义“直接进攻”的策略，积蓄力量为以后的斗争作好准备。[36][36]在与蔡特金的谈话中列宁说，“世界革命的第一次浪潮已经消退，第二次浪潮尚未到来。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产生幻想是危险的。"[37][37]但是列宁的修正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列宁逝世后，“世界革命”的理论及其战略被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全盘继承并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斯大林，在消灭了反对派和确立了在联共(布)党内的领袖地位后，完全掌握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权，他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成了“世界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总危机理论集中体现了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看法，其主要特征是把资本主义与经济危机和战争划上等号。斯大林对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了非常典型的分析和概括。斯大林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能预防或消灭经济危机”. “要消灭经济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 [38][38]“目前的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早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就爆发了，它破坏着资本主义的基础，促进了经济危机的到来。”[39][39] “战争是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因为它是重分世界、重分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唯一手段。" “因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而尖锐到极点的世界资本主义各种基本矛盾”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 “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 “世界经济危机在许多国家里必定会转入政治危机”. “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 “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40][40]斯大林的总危机理论包含着更多的极端成份和主观因素，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其它趋势和可能。
但是，从实际结果看，就总体而言，以“世界革命”理论为基础的“世界革命”战略并没有取得成功。
二、“世界革命”战略在实践中的失败
“世界革命”战略指的是十月革命前后苏俄在“世界革命”理论基础上制定的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和实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和设想。把在“世界革命”理论基础上制定的“世界革命”战略付诸实践的努力始于十月革命胜利后。从时间上看，大致可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17～1924年，这是“世界革命”战略的列宁时期。推动世界革命的努力是以列宁的理论和指示为基础的。其特点是，把世界革命看作是一场虽有先后但却是迅速取得胜利的整体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只是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的一个序幕。在实践中表现为对资本主义采取一种“直接进攻”的策略和方法。第二个时期是1924～1943年，这是“世界革命”战略的斯大林时期。推动世界革命的努力是以斯大林的理论和指示为指导的。其特点是，在“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基础上使“世界革命”战略服从苏联的安全利益，放弃了速胜论的观点，也就是不再谋求短期内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而是把世界革命看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实践中表现为对资本主义采取一种寻找和利用矛盾、观察和等待进攻机会的迂回策略和手段。
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革命”的战略成为俄共(布)和苏俄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看来，世界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国际资本主义绞杀的危险。为了苏俄的生存，期望苏俄周边的国家和西欧国家爆发普遍的无产阶级革命，使这些国家革命的胜利成为苏俄生存和安全的基础。所以列宁认为，革命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怎样使其它国家的革命扩大起来，怎样给国际帝国主义以回击”. [41][41]列宁甚至把世界革命提高到关系到苏俄生死存亡的高度，他说，“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甚至很快爆发革命，或者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42][42]因此，列宁急切地呼吁，“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以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到世界革命。" [43][43]为了推动世界革命的爆发，苏俄采取的主要手段和方法是：
第一，宣传、鼓动和唤起世界革命。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承认，“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特点是发动革命攻势，……是越过各国政府首脑，直接向各国无产阶级发出呼吁。不管是苏俄与现代资本主义政府的阶级本性尖锐对立的行动，还是它的言论和具有强烈鼓动性的攻势，都是旨在激发各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革命斗争的。”[44][44]这段话很清楚地概括了苏俄初期的对外政策的目标和特征，只是它们在时间上并不仅仅限于1917年底和1918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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