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就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目标而言，改革无疑是失败的。但是从俄国历史发展的总结算来看，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结果虽然与他所设想的目标相悖，却与俄国现代化进程是相合的。因为改革所造成的结果有利于甚至重新启动了被斯大林体制所扼制的俄国现代化历史进程。
【关键词】斯大林体制 戈尔巴乔夫改革 俄罗斯 现代化
有关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评价是自苏联解体以来国内外史学界持久不衰的重要论题之一。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改革从更新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热烈开场到苏联的始料不及的轰然解体，给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造成了一些难以解析的历史谜团，更重要的乃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对苏联、它的继承者俄罗斯联邦以及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苏联解体10年以来，俄罗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学者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述，出现了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迥然不同的评价。
在俄罗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评价是褒贬不一且贬大于褒。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一再宣誓忠于社会主义是一种烟幕，他“暗中实际上进行改变社会制度的准备”。因此他指责戈尔巴乔夫把国家引向资本主义，出卖了社会主义。[1]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认为，“改革伊始，人民抱有巨大希望，但是改革却以给我国带来深重灾难而告终，改革的领袖戈尔巴乔夫也落了个不光彩的下场。”[2]“民主俄罗斯”运动主席亚库宁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目的不负于手段”。可以完全宽恕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3]
在中国，学者们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基本上是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李永全在《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一书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缺乏坚定的政治意志，善于左右摇摆的人，一个不适合担任大国领袖的人。”“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使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界发生混乱和失控。”李正乐指出，“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曾经给苏联人民带来了希望。他比较透彻地分析了旧体制的弊病，但却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新体制来代替旧体制。从1985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后，苏共开始以资产阶级民主制为导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政治多元化、多党制，搞乱了党，搞乱了国家政权，使改革失去了领导核心。”[4]
在西方，学者们虽然指出了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被动、迟疑和彷徨，但对他改革的最终结果大都表示赞赏。麦肯齐和柯伦认为，“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是苏联国内外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在他六年半的执政生涯中，戈尔巴乔夫在西方成为放松苏联的专制控制、允许东欧摆脱苏联控制和结束冷战的英雄。”[5]诺曼·洛编写的《掌握世界现代史》在评价戈尔巴乔夫功过时说，“他的公开性和改革的政策恢复了苏联人民的自由。他的降低军费、缓和、从阿富汗和东欧撤军的政策对于冷战的结束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6]
不管怎样，由于改革最后导致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改革是失败的或不成功的。
笔者认为，就戈尔巴乔夫对改革所设定的目标而言，他的改革无疑是失败的。因为他没有能够既变革现存制度（先期则是想要改善制度）同时又保留联盟国家的目标，他所统治的联盟国家被他发起的改革浪潮所吞噬。但是，如果从俄国历史发展的总结算来看，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结果虽然与他所设想的目标相悖，却与俄国现代化进程是相合的，因为改革所造成的结果有利于甚至重新启动了被斯大林体制所扼制的俄国现代化历史进程。
一 改革前的苏联社会与改革的目标
戈尔巴乔夫改革前的苏联社会是建立在斯大林体制基础上的封闭型社会。
斯大林体制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由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它是在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和发育的，又是在连绵不断的政治清洗和思想批判运动中得到强化和巩固的。
在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的三大运动中，通过强力手段建立起来的斯大林体制有三个鲜明的特征。经济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系，否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用行政命令手段管理经济。它与世界经济是无法相通和相容的，因而它必然孤立于统一的世界经济市场之外。政治方面，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常态化，不断地在国内掀起各种政治运动和清洗运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书报检查和舆论统制，基本否定和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将其视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具有这些特征的斯大林体制是一种脱离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封闭式的半军事化体制，它与外部世界本能上是对立的。所以，尽管斯大林体制在苏联工业化、都市化和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从本质上讲，它无法完成把俄国建设为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
卫国战争的胜利本来是可以成为苏联修改自己的发展方向和解决内部矛盾和问题的契机的。战后外部的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苏联在国际上地位从来没有象战争结束时那样强固；苏联国内因战争而产生的凝聚力仍未消失；战争虽然造成了严重的毁灭，但是百废可以待兴。人民正在等待着变革机会的出现。可是，斯大林不仅无意变革，而且还要借助于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强化战前的体制。他要人民相信，战争的结果表明，“苏维埃制度比非苏维埃制度更有生命力，比它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个非苏维埃制度都要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7] 这表明，斯大林体制不仅要在战后得到沿袭，而且还要进一步加强。
这样，战后初期因战争的胜利而由历史所提供的苏联社会重新调整发展方向的机会被错过了。斯大林体制变得愈益僵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尤其是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原义上的社会主义背道而驰。
1953年，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对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正如林登所指出的那样：“赫鲁晓夫认识到，当局通过暴力、灌输和剥夺消费者的方式来实现共产主义的计划正在走向失败并且在屈服于残暴手段的人民眼中失去了合法性。他比其他的斯大林继承者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危险并且试图把意识形态和当局的行为改变为在被统治者看来更能接受和更为正当的东西。”[8]
但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赫鲁晓夫，最终未能摆脱斯大林体制的束缚。他的改革具有很大的应急性、随意性、矛盾性和局限性。最后，党内高层集团因不能容忍赫鲁晓夫改革而将其废黜。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勃列日涅夫18年执政期间除了个人独裁和专制演变为上层官僚集团统治外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到8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已经陷入困境：政治上保守趋势增强，党、国家和军队部门的所谓精英集团成了新的权贵集团，他们完全脱离了普通的工人和农民，控制着苏联社会的各个领域；经济增长下降；玩世不恭和离心倾向增长；腐败和贿赂成风；民族运动难以控制；持不同政见现象无法根除。总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稳定已经变成了停滞，整个社会处于僵化状态。
俄罗斯学者鲍里索夫等人在《祖国史》中写道：“到80年代初期我们社会发生变化的历史必然性已经是明明白白的”。[9]而博哈诺夫等人则更进一步认为：“到80年代初期，苏联极权主义制度在社会上实际已经失去了支持并不再具有合法性。它的崩溃就是一个时间问题。”[10]
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多病的安德罗波夫虽有雄心壮志却难以励精图治，而同样重病的契尔年科更是抱残守缺和不思进取。这样，勃列日涅夫18年执政所积累的难题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历史重负。苏联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不加改革就难以为继的历史关头。
年轻气盛的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并不畏惧他所面临的巨大困难。改革开始的时候，他深信由斯大林体制所产生的苏联社会的一切畸形状态和不正常现象，经过治理是能够得到纠正和克服的。
他在1988年2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说，“我们致力于在当前条件下恢复新制度的列宁主义面貌，清除它的积垢和变形，摆脱一切制约社会前进和妨碍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潜力的东西。”[11]他借鉴和吸取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经验和教训，以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为蓝本，开始对苏联社会进行一场艰难而又雄心勃勃的改革。
虽然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它却产生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结果，即：彻底根除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结束了自苏联成立以来所建立的书报检查制和舆论统制，使苏联放弃了自封的社会主义救世主的角色，从而也结束了苏联与外部世界对抗的历史；使长期受俄罗斯压迫和压制的民族共和国第一次获得了独立自主发展的历史性机会。一言以蔽之，改革的结果为俄罗斯重新开启了建设民主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或者说，改革的结果已经使俄罗斯现实地走上了建设现代民主国家的历史性道路。
所以笔者认为，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深刻改革仅从目标层面上进行考察和研究并得出它失败甚至惨败的结论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就俄国历史发展进程甚至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结果总体上是积极的、成功的。我们不妨从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和对外政策四个方面具体考察和分析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结果。
二 政治改革的三个重要成果
戈尔巴乔夫以公开性和民主化为旗号的政治改革产生了三个重要的结果。
第一，公开性和民主化解除了苏联社会的舆论一律和舆论统制，结束了书报检查制，从而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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