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报检查制度是苏维埃制度建立后对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实行监督和控制的重要工具。[12]它不仅剥夺了艺术家们的创作自由，更重要的是剥夺了苏联公民的言论自由，使原本应有合法权力表达的各种观点和意见受到压制，并呈现出举国上下全民思想一致的虚假现象。除了官方自说自话的刻板宣传外，社会舆论从此消失。大众传媒也失去了它的真正价值，成了官方操纵和摆布人民思想的宣传工具。70年代流传的俏皮话“《消息报上》无消息，《真理报》上无真理”是苏联社会万马齐喑的真实写照。这种舆论一律和舆论统制的事实清楚地表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仅把生产资料国有化了，而且也把人民的思想国有化了。俄国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在苏联社会里达到了极致。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过程中，苏联社会曾经出现过短暂的“解冻”时期，思想文化界享受过一阵不可多得的“自由”。但把这种思想“自由”当作恩赐的赫鲁晓夫不久也露出其专制的真面目，他收回了苏联人民的言论自由权，社会舆论又被重新封冻。
思想文化界的专制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更为严酷。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仅仅因为在国外发表了违反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就被判刑和流放。[13]长期受到压制的思想文化界，终于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爆发了持不同政见运动，并出现了各种私下传阅的地下出版物。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以公开性和民主化拉开帷幕的。[14]
1987年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含义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指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深入地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揭示我们的制度的各个决定性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16]到90年代前后，戈尔巴乔夫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概念。
为了推动改革的进程，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性”，“彻底恢复列宁的公开性原则、社会监督、批评与自我批评”。“已经是着手制定保障公开性的法规的时候了。这些法规应该保证国家组织和社会团体工作中最大限度的公开性，使劳动人民真有可能就社会生活的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17]
公开性象一阵狂飙首先在思想文化界刮起。斯大林主义成了公开性的主要靶子。一批揭露斯大林体制给苏联社会和苏联人民造成损害和灾难的影片和小说（如《忏悔》、《阿尔巴特街的孩子》、《日瓦戈医生》等）得到了开禁。《消息报》说，到1988年底，六千部以前被称为特殊作品的著作将可以同读者见面。[18]此外，苏联历史上长期封尘的一些政治人物（如托洛茨基、李可夫、克伦斯基、邓尼金等）的著作也得以重见天日。
在公开性的条件下，苏联报刊被鼓励去填补历史的“空白点”。“星火”、“莫斯科新闻”等期刊开始刊登以前被视如禁忌的诸如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性和人道性等方面的文章。
公开性的实行，使苏联人民第一次有可能真正地了解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历史学家阿法纳西耶夫指出，重新考察苏联历史犹如“从一场持久的神话般的梦里觉醒过来”。随着苏联公民更多地了解他们的过去，“对许多苏联人来来说，事情很清楚，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象苏联历史那样被篡改。”[19]
公开性不仅使苏联人民了解到二战前夕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二战期间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苏英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等苏联官方讳莫如深的历史事实，而且也知道了有关苏联社会存在的腐败、贫困、杀人、吸毒和卖淫等这些官方严禁报道的丑闻。
但是公开性很快就显示了它的双刃剑的作用。正如麦肯齐和柯伦所指出的：“努力挖崛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导致了对列宁主义的批评”，“不知不觉地，戈尔巴乔夫打开了揭露性的潘朵拉盒子，这使整个苏联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受到了被破坏的威胁。”[20]
戈尔巴乔夫开始时并不愿意让报刊获得完全独立的自由，他在各种讲话中经常试图对此加以引导。他的本意是要通过公开性让人民自觉地支持他发起的改革事业。1987年年中，他明确要求公开性必须“为社会主义利益服务”。1989年10月，戈尔巴乔夫曾愤怒地抨击报刊破坏他的改革努力。[21]
但是在公开性的条件下，自由的大门一经打开，其发展的势头几乎无法阻挡。人民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也空前高涨。电视和电台实况转播的重要会议和重要辩论的新闻在观众和听众中拥有很高的收视率。而戈尔巴乔夫也明确表示，“已经不能让我们的人民再过过去那种生活，他们的嘴也不会被封上。我们社会在民主化和公开性过程中获得的氧气是我们人民和我们每个人所必需的。”[22]
实行公开性和民主化的结果就是，解除了舆论统制和舆论一律，出现了苏联历史上从未见过的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就其实质来说，公开性引发了苏联历史上一场可与文艺复兴运动相媲美的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且解除了苏联社会的政治禁锢。[23]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在公开性条件下导致非正式组织和团体的大量涌现（其中有许多在后来转变为各种政党），加上苏维埃代表差额选举制（尽管是有限的）和苏共在苏联社会中领导作用的丧失，造成了实行多党制的形势和条件。
公开性和民主化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政治改革并使之走到了经济改革的前面。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第19次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在所面临的复杂的问题中“关键就是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24]“……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治体制在某一阶段上发生了严重的变形。因此，斯大林及其亲信才可能具有无限的权力，镇压无辜和违法乱纪的浪潮才可能出现。在那些年代里形成的靠行政命令办事的管理方法，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危害极大的影响。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都在于这一体制。”[25]他尖锐地指出，“现行的政治体制几十年来不是在法律的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去执行任意发出的命令和指示。口头上宣布实行民主原则，行动上搞的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坛上颂扬人民政权，而在实践中搞的却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空谈民主制度，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准则，缺乏批评性和公开性，──所有这一切都盛极一时，并在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26]他要求，“必须尽一切力量使千百万劳动者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参加国家管理。”“必须根本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法律秩序”，“明确划分党和国家机构的职能”。[27]
政治体制改革引起了苏联社会极其重要的变化。首先，由于公开性和民主化，在苏联社会出现了许多以前不可思议的各种非正式的组织和团体，如；莫斯科的“改革”、“公社”、“社会创造性基金”和列宁格勒的“辩证法学家”、克拉斯诺雅尔斯基的“支持改革联盟”。各种政治派别的领导人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非社会主义的和民族爱国主义的力量也非常活跃。[28]从1988年到1989年，非正式组织从3万个猛增到6万个。而这些由戈尔巴乔夫改革所激发的政治力量和政治人物当然不受他为公开性所划圈地的限制，其中有许多成了他的对立面和反对派。1989年，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叶利钦等人建立了拥有几百名人大代表的跨地区集团。它成为苏联历史上第一支正式的反对派。此外，最初在波罗的海国家出现的“人民阵线”组织也逐渐发展成重要的政治力量。众多的非正式组织中有许多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并且开始按照政党形式进行活动。它们成为后来俄罗斯政党制的基础。
其次，1989年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了人民代表部分差额选举并且使苏维埃的作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89年春天，苏联以部分差额制的方法选举了出席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的气氛是热烈的，并且出现了助选的刊物、集会和电视辩论等这些苏联人尚未见识过的新事物。选举的结果是出乎意料的：20%的非党人士获得了胜利，而一些重要地区的领导人（如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莫斯科和基辅的市长）都落选了。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党内受到排挤的叶利钦和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都成功地当选为代表；一些党的领导人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落选（他们没有获得50%以上的选票）。所以，尽管这种差额选举还带有诸多限制，譬如预先为苏共和其他一些组织保留了代表，但它的结果还是受到了反对派的欢迎。一位评论家说：“尽管存在着不公正、作弊、非民主的结构和幕后操纵，但是这次选举将作为苏联人民在整个共产主义统治时期所见到过的最民主的选举而载入历史。”[29]
在公开性的条件下，特别是由于反对派人士的当选，苏维埃的作用有所提高，它已不再是以前那样的可以随意使用的橡皮图章。1989年5-6月，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且选出了新的最高苏维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最高苏维埃对总理雷日科夫所提名的8名部长表示了反对意见。它还决定建立一个委员会来监督克格勃的活动。新的最高苏维埃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初步显示了它作为苏联议会的作用。
最后，由于戈尔巴乔夫接受了他开始时所反对的多党制思想，1990年3月的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删去了宪法中规定苏共领导作用的第六条。至此，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和指导地位实际上已经丧失。
开始时，戈尔巴乔夫并不支持在苏联实行多党制。1989年2月，他对苏联工人说，多党制在苏联是“垃圾”。同年春天他在同匈牙利党的领导人谈话时表示，他力图使苏联在“一党制内出现多元化”。[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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