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对于为何苏联没有对东欧剧变进行干预时，戈尔巴乔夫是这样回答的：已经开始改革（改革的实质就在于给自己的人民以自由）的苏联领导人不能对中欧和东欧国家运用别的标准。对邻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停止了。莫斯科再也不提建议，尤其是不发布指示了。我实施改革并且相信，应当在各处都摆脱斯大林主义的遗产……戈尔巴乔夫写道：“还有人说，我们失去了东欧盟国，没有补偿地把这些国家‘交出’了。但是，我们把它们‘交给’了谁？交给了人民。人民自己在自由表达意志的过程中选择了那条符合他们民族要求的道路。”М.С.Горбачев,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прошлом и буду－щем,c.218、211.(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第218、211页。)
[59] George F.Kennan to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April 4,1989, cit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5,1989（凯南在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上的讲话，载美国《纽约时报》，
[60]М.С.Горбачев,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прошлом и будущем,c.217－218.(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第217－218页。)
[61] 2000年12月，戈尔巴乔夫对采访他的中国记者说，“如果硬要说戈尔巴乔夫时期为时代的话，如果有这样的时代的话，那么我说这个时代刚刚开始。”（转引自“戈尔巴乔夫谈访录”，载《科学社会主义》2001年第2期第58页。）这表明，戈尔巴乔夫认为他所开创的改革事业后继有人。
[62]、63、64 这里笔者参考了这两位专家未公开发表的有关文章，谨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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