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加强情报局内部各国各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关系
首先是加强联共（布）与东欧国家各党之间在政策和行动方面的联系和协调，它的具体表现就是创办情报局机关刊物和建立常任编辑部。在情报局其它组织机构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机关刊物不仅仅是情报局的思想理论宣传的武器，而且也是一种协调各党政策和行动的具体的工具和手段。
创办情报局机关刊物并将其编辑部设在贝尔格莱德是在情报局成立大会的公报中确定的。但是有关组建编辑部和出版刊物的具体事宜在公报中没有提及。大会通过的哥穆尔卡关于协调各党活动的报告指出，“机关刊物的编辑部由情报局任命”，并且建议委托“联共（布）中央和情报局所在国的党中央”组建编辑部作为一种实际机构。报告还说，编辑部的人选最后将由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予以确定。这次会议将于1947年11月底或者不晚于
10月底，情报局各党代表会议在贝尔格莱德秘密举行。[22] 会议决定尤金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主编，四名副主编是格里戈良(联共[布])，齐赫尔(南共)，艾特若斯(法共——负责法文版），克拉米诺夫(联共[布]——负责英文版)。责任秘书舒米洛夫(联共[布])。编辑部下属各部的负责人是：政治部主任尤金(兼)，各党工作经验交流部主任叶菲莫夫(联共[布])，理论部主任斯特鲁奇科夫，时事部主任舍夫利亚金，民主运动论述部主任戈尔希奇(南共)。除了主编是联共(布)代表外，在四名副主编中联共(布)代表又占了二名。各部主任除了南共一名外，全部都是联共(布)代表。这就是说，在这份代表九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的编辑部里，苏联代表占有绝对的优势。[23]
按照哥穆尔卡在情报局成立大会上的报告，将在1947年11月底或
会议规定，与会各党中央应委托本党的一些著名的活动家作为通讯员和撰稿人与编辑部保持经常合作；还应任命一名常任情报员为每期刊物寄送有关本党政治生活和党的活动的报导，各党中央应当选派党内担任领导职务的活动家来负责这项工作。[25]
会议结束后，11月中旬，尤金把《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所要刊登文章的选题计划寄给了情报局各成员国的党中央，要求得知：“你们的撰稿人能够写哪些选题的文章？什么时候完成？”64个选题基本上是情报局成立大会文件中所论述的主题的发展，包括 “民主力量”反对西欧、亚洲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角度出发看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及其作用的“理论问题”等。 有的还个别地予以定题。如尤金向季米特洛夫约题有：“人民民主国家的阶级性质”、“人民民主国家的国家机构”、“论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26]
此外，为了保持与情报局各党的联系，尤金还在1948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建立一个无线电中心。他说，编辑部需要在贝尔格莱德修建一个无线电通讯中心，以便同“所有参加会议（指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的各党和联共（布）中央”建立秘密的双向无线电通讯。他建议在编委会上讨论这一计划，使所有各党的代表熟悉该计划，然后以主编的名义向联共(布)中央提出该计划。如果莫斯科作出肯定的决定，还要规定各党中央委员会也要同意接受。[32] 后来尤金又同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的负责人巴拉诺夫一起给日丹诺夫和苏斯洛夫写了一份报告，重申应当在贝尔格莱德建立无线电通讯中心以同情报局各党保持联系(但没有包括法共和意共)。报告说，捷、波、匈、保和罗共中央“同意与情报局编辑部建立双边秘密联系”。“南斯拉夫政府已经同意在贝尔格莱德建立无线电中心，并委托南内务部部长兰科维奇同志监督这项工作。”报告还附有随后将交政治局批准的联共（布）中央的决定草案。[33] 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的创办和常任编辑部的设立是建立各党之间联系和协调的非常重要的组织步骤。
其次是加强集团内部的国家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联系。
第三，向东欧国家派遣苏联顾问和专家，在援助和指导东欧国家的同时，监视和控制它们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事务。早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苏联顾问在东欧某些国家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只是那时他们的活动大多是短期性质的，不具有普遍性。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就诸如边防、海关、警察和内务部队、保卫和密码制度以及重要的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向驻在国提供咨询性意见。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随着东欧国家完成了向一党制政权的转换和被纳入苏联模式的发展轨道，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并且形成了苏联东欧集团后，规范化的苏联顾问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
一般来说，苏联顾问可分为两种类别，即军事顾问和文职顾问。前者是在驻在国的军事、安全和保卫等强力部门司职。后者则派往驻在国的经济部门工作。通常情况下，苏联顾问和专家是根据受援国的请求派往的。他们大多数是苏联各部门的精英人物和苏联国家安全部、内务部的资深军官。
正规性地向东欧国家派遣苏联军事顾问是从1949年开始的。其重点是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国家安全机构和边防部队。1949年秋天，在苏联国家安全部属下建立了一个向东欧国家安全机构提供援助的专门局。据统计，同期苏联在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顾问分别为29、13、11和8人。[36] 1950年9月，共有21名苏联军事顾问在阿工作。[37] 1950—1951年，苏联在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或者增加了军事顾问的数量或者延长了他们的任期。情况比较特殊的是波兰。不仅苏联安全部和军事侦探机关的顾问早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就已经在那里活动了，而且苏联军官直接在波军中充任指挥官。以后，苏联军官在波军中的比例虽然降低了(1949年苏联军官的比例是6%，1952年降为2%)，但是他们在波军所担任的职务却越来越高：从师级到国防部长(如罗科索夫斯基)。[38] 1953年，根据罗科索夫斯基的要求，波军中的苏联军官编制改编为与其它东欧国家一样的顾问制度。同年，苏联在波兰的军事顾问已达150名(其中18人在波兰国家安全部门工作)。[39] 而在南斯拉夫，由于苏南矛盾的发展和两国关系恶化，1948年3月，苏联撤走了在南的全部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
苏联军事顾问在驻在国并非仅仅提供一些业务咨询和建议。[40] 事实上，除了正常的业务外，他们还担负着监视驻在国政治变化情况和定期向莫斯科报告驻在国领导人的情况(包括领导人的情绪、计划和分歧甚至个别领导人的身体状况等)。在有些国家，苏联军事顾问还参与甚至策划当地的政治案件和政治清洗。例如，1949年的匈牙利的“拉伊克案件”和1951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案件”。[41] 又如，1949年9月和11月，经斯大林同意，苏联分别向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派遣了苏联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和专家以帮助他们调查党内的间谍网和可疑的党员。[42] 根据波兰领导人贝鲁特和罗科索夫斯基的请求，斯大林还决定让驻波兰的苏联军官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登记入册成为该党党员，使他们有权“参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生活”。[43]
系统的文职顾问制度则形成于1952年。这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两项标准化的文件：《关于改善对在人民民主国家机关和企业工作的苏联顾问和专家的领导的决定》及其附件《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波兰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机关和企业工作的苏联顾问和专家的工作条例》。《决定》规定，在苏联驻东欧国家的使馆里设立由大使领导的经济参赞，对顾问实行政治领导成了大使的基本职责之一。在大使向苏联外交部递交的年度报告中，有关顾问活动的章节是必不可少的。而苏联顾问和专家执行生产技术任务则归把他们派遣出国的机构管理。在《条例》中，苏联顾问的职责具体是：熟悉驻在国的党的政策；作为地方领导者的被咨询者(顾问)在实施具体措施时提供帮助；在提出和解决组织问题和实际问题时“表现出主动性”。苏联顾问无权干预地方领导人作出最终决定，无权直接参加为实施这些决议的实际活动。顾问可以就驻在国的内外政策问题提出建议，但是必须取得大使或者(由大使委托的)经济参赞的同意。参赞在发生争端时可以向驻在国最高机关发出呼吁，但是必须与大使协商一致。《决定》和《条例》规定顾问的作用是被咨询者，禁止他们实际参与执行某项具体的任务，确定了垂直的职业关系和从属性。[44]
文职顾问的序列是：总顾问、高级顾问、顾问和专家。总顾问在政府和一些重要的部里工作；高级顾问和顾问是在部、某些政府部门、大型的建筑工程和企业里工作；按照科学技术援助协定派遣的专家则归顾问领导。联共布中央的代表则负责对顾问制度进行最高的政治监督。[45]
从苏联方面来说，向东欧国家派遣顾问不仅是要满足它们在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对专业人才的需要，而且也是加强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增强集团内部的整体力量和监督乃至控制驻在国各种事务的重要手段。而就东欧国家而言，第一，在新政权草创时期，为了巩固政权，迫切需要在一些强力部门引进苏联军事顾问。第二，由于专业干部和专业人才极度匮乏。在经济建设中聘请苏联文职顾问和专家是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办法。第三，从政治角度看，在被纳入苏联势力范围后，接受苏联顾问是必然的选择。这是不言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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