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战后初期，为了维持与美国在雅尔塔体系内确立的远东合作关系和保障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斯大林对中共和中国革命采取了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随着美苏在欧洲冷战的爆发和苏联大国合作政策的结束以及中国革命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7年秋冬，苏联的对华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对中共由消极冷漠转向积极支持和援助，但同时也不放弃与国民党政府合作的愿望。1948年下半年起，由于国民党政府不可救药地倒向美国一边,，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的胜利，苏联完全丢掉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开始全力支持中共和中国革命。
【Abstract】At the initial stages of postwar(after Second Word War), for the sake of maintaining of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USA in range of the Yalta System and safeguarding of soviet vested interests in Far East, Stalin adopted negative and distant attitude towards Chinese Communists and Chinese revolution. Along with starting of the Cold War between USA and USSR in the Europe, ending of USSR’s cooperative policy with western powers, and changing of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strategic defense to strategic offense, in the autumn and winter of 1947, Soviet adjusted its policy on China accordingly: its attitude to Chinese Communists started becoming actived and friendly while its hope of cooperation with Kuomintang’s goverment remained. From the latter half of 1948,Soviet Union completely cast away illusions about Kuomintang’s goverment, and firmly sopported CCP in their struggle for overthrowing Kuomintang’s regime , because the latter quite threw himself into the lap of
一 冷战前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消极态度
战后初期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斯大林采取了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除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外，[1] 其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苏联在雅尔塔体制范围内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为了保障建立在雅尔塔协定基础上的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权益。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大国合作政策是：在雅尔塔体制基础上维持与西方国家一定程度的合作，暂时抑制甚至停止对外国革命运动的支持和帮助。因为基本上满足了苏联在领土、安全和势力范围方面要求(包括在远东的要求)的雅尔塔体制，就是与西方国家合作与妥协的产物。要维护雅尔塔体制给苏联带来的既得利益，就必须与西方国家继续保持合作。战争时期，斯大林远东战略的目标是，支持国民党中国的抗战，维持中国战场以确保日本不敢轻举妄动地对正在西线与希特勒德国交战的苏联发起进攻。战后初期，斯大林远东战略目标的变化为：通过兑现和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使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以此确保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具体而言就是：让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正式独立出来，成为苏联可靠的军事基地；[2] 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使苏联获得太平洋地区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夺回沙俄在1905年战争中失去的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确保苏联太平洋地区港口的联系。以此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起广阔的安全带。
正是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大国合作政策和远东战略决定了苏联战后初期的对华政策和对中共的态度。
雅尔塔会议后不久，1945年6月底到8月中旬，斯大林同来访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一行就中苏关系问题先后进行了九次会谈。斯大林力图切实兑现雅尔塔会议在远东和中国问题上向苏联许下的秘密诺言，而国民党政府最为关注的则是如何有效地阻止苏联在战后对中共的可能援助。虽然双方在会谈中就外蒙古、旅顺和大连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最终还是达成了妥协，彼此满足了对方的要求。
中苏条约一经签订，实际上就塑造了战后初期以苏联为主导的苏联、国民党政府和中共这样的两国三方关系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苏联使自己居于中苏关系的支配地位，将国民党政府确定为主要的合法的交涉对象和伙伴，而把中共置于一种次要的从属地位。中苏条约及其协定的缔结，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并且满足了斯大林远东战略的基本目标和要求。因此，斯大林有理由感到满意并努力将其付诸实现。按照对国民党政府的许诺和条约的规定，斯大林必然要努力维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同盟关系，以保证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战略利益的实现。由此也决定了他必然要对中共和中国革命采取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这种消极和冷漠表现为：不支持中共军队获得对日军的受降权；限制中共及其军队在东北的活动；削弱中共的政治自主权，要求中共通过与国民党谈判达成政治妥协；回避中共征求意见的要求，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努力。
1945年5月，当苏军在欧洲战场胜利在望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曾经热切期待“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并坚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5] 但是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却令毛泽东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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