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中共中央给下属各局发出了准备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指示。
[6] 10～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了七道命令，命令解放区军队收缴敌伪武装和接受日军投降。
8月15日，朱德在向美英苏三国政府发出的说帖中指出，中国解放区和沦陷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等接受日伪军的投降，并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与投降后的工作。
[7] 美国方面的拒绝自然是可以预料的，但是苏联以默不作声的态度同样不支持中共争取对日军的受降权，则多少是令中共感到困惑和失望的。
[8] 结果，中共只得放弃夺取大城市的计划。
对于毗连苏联远东地区的东北的重要性，中共在抗战后期考虑和规划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时，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并且作出了相应的部署。8月11日，朱德在他的第二号令中，命令吕正操、张学诗、万毅和李运昌所属各部立即向察哈尔、热河和东北进发。[9] 虽然中共也后来也认识到，“苏联……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三省交还国民政府……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是，它仍然相信，对中共在东北的活动“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10] 然而不管怎样，事实证明，中共在东北面对的是一种受苏联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三角关系制约的更为复杂多变的现实。中共武装力量在东北的活动受到了苏联方面的诸多限制，有时甚至是敌视。
9月5日，中共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队在攻克山海关后，乘火车经锦州满怀喜悦地到达东北重镇沈阳。但在车站上，曾克林部队遭到了沈阳苏军的机关枪相迎。曾部在火车上呆了一天后，第二天经反复交涉才得以下车。[11] 9月14日，东北苏军代表前往延安转达苏军统帅部的口头通知：在苏军撤出之前，中共军队不要进入东北，已经进入大城市者请自行退出。苏军撤出后，“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即东北）由中国自行解决”。[12] 11月19日，苏方强令中共军队退出各大城市。[13] 当天，中共吉林省工委和军区就撤出了长春。接着，苏军又要求中共长春市委和吉长部队等一律撤离长春市30公里之外。[14] 11月20日，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要求中共机关(中共北满分局)和军队3天之内撤出哈尔滨以外。中共部队撤出后，苏军即通知国民党政府，要他们来哈尔滨接收。[15] 12月，苏联又要求中共东北局领导机关及军队限期从沈阳撤出。当双方发生争辩时，苏联驻沈阳卫戍司令竟然以武力胁迫中共部队从沈阳撤走。12月底，中共东北局及直属部队只得从沈阳撤出。[16]
1945年8月中下旬，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主要地也是斯大林施加压力的结果。蒋介石先后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前两次毛泽东均予以拒绝。但是在斯大林同期追来的两封电文的压力下，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同意赴渝谈判。斯大林在两封电文中对毛泽东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方面就不能理解了。[17] 后来，斯大林在与蒋经国的会谈中提到，“(俄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当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建议，于是这一建议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很大的混乱。”[18]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曾多次前往苏联使馆与苏联大使彼得罗夫进行谈话。对于毛泽东等人提出的一些涉及苏联的尖锐和敏感的问题，苏联大使等人在回答时要么是闪烁其词或不置可否，要么是婉转拒绝或冷言相对。例如，在9月6日的谈话中毛泽东等人问：如果美国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苏联将采取哪些实际步骤？苏联大使回答(实际是避而不答)：在谈话中，我曾多次强调，苏联希望看到一个政治上统一的中国，谈判应当继续下去，两党应该通过相互让步达成协议。[19] 在10月5日的谈话中周恩来等人问：如果美军试图在张家口、长春和东北的内陆地区登陆，苏联将采取什么措施？答：现在很难预见这种形势发展的所有具体细节。周恩来问：在保证毛泽东同志在重庆期间的安全方面，中共可以从苏联使馆得到哪些实际帮助？答：应当考虑到外国驻华使馆所处地位的复杂性。[20]
在11月25日的谈话中，苏联参赞对王若飞抱怨说：中共代表不顾中国目前的局势，近来过于频繁地试图与苏联使馆和苏联其它组织的领导人建立直接的联系。他说，这引起了严密监视共产党行动的有关机构的注意。因此他建议王若飞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21] 所谓“应有的结论”很快就由苏联方面作出了非常清楚的诠释：它要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