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场危机前后历时13天，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迅速解决，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首先，美苏两国首脑对核战争有共同的恐惧心理，不想让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而在具体行动上双方基本上都保持了克制和忍耐的态度，竭力避免冲突的升级，力图减少战争风险。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亲自控制着局势的发展，将危机控制在可操作的范围内。
在危机期间，虽然肯尼迪热衷于来一次公开摊牌以显示美国的实力，但他反对采取诸如入侵或空袭这类可能引起苏联“过度反应”的激烈措施，宁愿选择封锁方案，让事态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发展，以便给对方较充分的时间去考虑每个行动的后果，同时又极力防止由于“安全”或“面子”的原因而导致突发事件的发生。 (p.134)事后，肯尼迪在一次演说中谈到导弹危机的教训时强调：“最重要的是，当我们保卫自身的重大利益时，核大国必须避免这样的对抗，即迫使对方在丢脸的退却和进行一场核战争之间作出选择。”
如果说肯尼迪的忍耐、谨慎是值得赞赏的话，赫鲁晓夫的自制力同样也是令人敬佩的。争论他是否输给了肯尼迪或者撤出导弹对苏联是否是一种屈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同肯尼迪一样，他也清醒地认识到核战争意味着什么。就其初衷而言，他要采取的决非与美国冲突的行动，而是“一种既能对付美国威胁，又能避免战争的行动方针”。当形势迫使他不得不在退却和战争之间作出决定时，他明智地选择了前者。甚至在苏联潜艇被美军击毁后，他也没有作任何声张，悄悄地将事情平息了之。 （p.117）或许肯尼迪在危机过后说的这句话道出了两人当时的共同心理：“从双方都拥有核能力，双方都想保护自己的社会这一意义上来说，我和赫鲁晓夫先生是处境相同的。” (p.578)
第二，肯尼迪的一些顾问如麦克纳马拉、泰勒等人把苏联的退却仅仅归结为美国在核武器和常规力量享有优势地位，这种看法显然是失之偏颇的。事实上，除军事因素外，与苏联相比，美国在许多方面同样处于有利地位，而苏联则面临诸多困难。最为明显的是以下两点：（1）美国由于靠近古巴而具有地理上的优势；苏联距离古巴1万1千公里，海上和空中交通线漫长而脆弱，赫鲁晓夫认为在这里同美国人较量将是“荒谬至极”和“不可思议的”。（2）国际环境有利于美国。尽管事先没有同盟国和中立国家进行协商，但肯尼迪把外交牌打得非常出色，使美国的行动在国际上得到了普遍支持。英国、法国、加拿大等明确地站在美国一边；非洲的几内亚和阿尔及利亚都向肯尼迪保证，不允许苏联飞机着陆加油。出于地区安全的考虑，美洲国家组织以19票对0票通过决议，要求苏联立即从古巴拆除并撤走所有的导弹，这为美国的隔离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在联合国，史蒂文森向与会各国代表出示了苏联导弹的照片证据，在世界公众面前给苏联代表的狡辩以致命的一击，大大加强了美国的地位。 (pp.205-206)
第三，美苏之间建立了迅速、有效和秘密的联系渠道，也有助于消除双方的误解，避免了局势的不断恶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危机期间，罗伯特•肯尼迪与美国驻苏大使多勃雷宁几乎每天都要会晤，商谈局势。10月26日，苏联驻华盛顿克格勃官员福明与美国广播公司记者斯卡利秘密接触，首次提出苏联将从古巴撤出导弹，条件是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 (p.218)这些商谈对于化解危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史上重要的一幕，对于当时美苏两国的对外政策和双边关系的发展变化都产生了深刻和微妙的影响。通过这次直接的核对抗，美苏两国领导人深深体会到了这种对抗所包含的巨大的危险性，认识到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因而双方都表现出寻求和解的愿望。危机过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相互作出努力，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努力减少发生核冲突的可能性。这一努力的首批成果就是1963年签署了热线协定和“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从而使美苏关系进入一个相对缓和的时期。
在另一方面，危机发生在远离苏联本土的西半球，表明苏联势力开始向美国的“后院”渗透，走上了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进行争夺的道路，力图在国际事务中与美国平分秋色。同时，这场危机也暴露出苏联在战略核武器和常规力量（尤其是远洋海军）方面与美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随后的几年里，苏联大大加强了战略武器的研制和发展，并大幅度提高了其海军的作战能力。到60年代末，苏联基本上取得了对美国的核均势，建立了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的海军力量。
对于美国来说，核交锋所包含的难以想象的危险，以及不足以发展起强大到使苏联屈从于自己意志的核能力这一事实，也迫使美国不得不对其军事战略思想进一步作出某些调整。危机过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国会听证会上公开表示，不论美国拥有多么庞大、多少种类的核武器，要想有效地摧毁苏联大部分的战略核力量而同时确保自己不受大的损失将是非常困难的。这意味着同“大规模报复战略”一脉相承的“反击对方武力”战略开始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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