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核武器在美苏冷战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它的出现加剧了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增加了苏联的不安全感，是导致冷战起源的一个重要因素。核军备竞赛是冷战的重要内容，并且愈演愈烈。双方都把核武器作为实现自身政治和外交目标的工具，核危机频频出现。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核战争的爆发，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又成为美苏两国的共同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并加速了冷战的结束。
关键词：核武器 冷战 军备竞赛 美苏关系
核武器的问世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它加剧了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冷战起源的一个重要因素。美苏在加紧进行核军备竞赛、争夺战略优势的同时，双方也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核军备控制谈判，以防止核战争的发生。既激烈争夺又谋求谈判，构成了东西方冷战的显著特征。
一
核武器的出现与冷战起源息息相关。1941年10月9日，罗斯福总统作出了研制原子弹的决定。随后，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科学家共同努力，终于在1945年7月16日研制成功。在此期间，美国政府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主要是防范苏联。尽管不少科学家和一些政府官员确信，美国不能永远保守原子能秘密，建议与苏联进行对话，实现原子能的国际管制，但罗斯福总统却不愿意这样做。可以说，美英在原子能问题上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美苏之间的不信任，成为导致战时同盟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管怎样，在战后初期，原子弹无疑成为美苏关系中的一个非常微妙而又重要的因素。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认为，在许多部门，原子弹被人们看成能抵消苏联在欧洲大陆日益增长的影响的工具。他本人主张在原子能问题上尽早同苏联进行接触和对话，拟定控制核武器的办法。副国务卿艾奇逊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在原子能问题上坚持排斥政策，势必会进一步加剧美苏关系的紧张。但是杜鲁门决意继续单独垄断原子弹，并不断扩大原子弹的生产，以增加与苏联打交道的筹码。①原子弹的巨大破坏力促使杜鲁门政府对苏联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不断向其施加压力，迫使其在东欧、中东以及东亚问题上作出让步。
美国决策者对原子弹的垄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自信，认为苏联不可能很快制造出自己的核武器，可能需要5-15年的时间。杜鲁门甚至坚信苏联人永远也不可能制造出原子弹。事实证明美国决策者的判断完全错误。就在美国开始研制原子弹之时，苏联科学家同样开始对原子能问题给予关注。从1943年开始，苏联情报部门陆续获得了其他国家研制原子弹的机密情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指示国防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实施苏联的原子能发展计划，并由核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具体负责。
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期间，杜鲁门故意告诉斯大林，美国已经制造出一种破坏力很大的新武器之后。斯大林表面上无动于衷，这令杜鲁门颇感失望，但实际上，斯大林立即下令苏联有关部门加快研究速度。这可以说是美国施展“原子外交”的开始。对此，斯大林表示，杜鲁门“企图向我们施压，原子弹的确给他撑了腰，但是这种讹诈和威胁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苏联决不能容忍任何国家拥有对苏联的决定性优势。在苏联领导人看来，美国投掷原子弹的真正目标不是日本，而是苏联，旨在向苏联施加压力。②
原子弹在日本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使苏联决策者充分认识到了原子弹的威力。斯大林等人在公开场合对原子弹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但私下里都认为“那是个非常有威力的东西”。1945年8月20日，斯大林召见库尔恰托夫，强调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震撼了整个世界，力量均势已经被破坏，指示他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制造出原子弹，使苏联“免受巨大的威胁”。③尽管苏联在战后初期面临着百废待兴、医治战争创伤的艰巨任务，研制原子弹仍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1946年1月25日，斯大林再次指示，研究工作要以“俄国的规模”进行，并表示将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④12月，苏联第一座原子反应堆投入运转。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单独垄断原子弹的时代宣告结束。
同美国一样，在研制原子弹方面苏联采取了极其严格的保密措施。斯大林对于第一颗原子弹能否成功和西方国家会作出何种反应感到忧心忡忡，要求在发布有关核试验的新闻之前科学家们制造第二颗原子弹作为威慑力量。他担心，试验如果成功了，也许会使华盛顿震动，以致要考虑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以便把苏联的核力量扼杀在摇篮中；如果试验失败，同样会促使美国加速并扩大自身的核计划，并对苏联采取一些冒险行动。当杜鲁门首先向全世界宣布这一消息时，斯大林甚至怀疑国内出现了泄密者。⑤
不言而喻，苏联原子弹的爆炸不啻是对美国决策者的当头一击，不少官员对此作出的第一反应是怀疑。杜鲁门的国家安全顾问索尔斯认为，这很可能是核反应堆爆炸引起的虚惊，而不是原子弹爆炸。国防部长约翰逊表示，无论苏联试验的是什么，反正不可能是原子弹。9月23日，杜鲁门发表声明说，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苏联进行了一次原子爆炸，并称“自从人类首次释放原子能以来，其他国家在这种新力量上的发展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我们过去一直就估计到这个可能性”。⑥
核垄断地位的丧失极大地加剧了美国人的不安全感，促使杜鲁门政府对国家安全政策做出大幅度调整。首先是决定研制威力更大的氢弹，恢复美国的核优势。对此，美国国内存在着较大分歧。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发展氢弹的做法“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危险，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发展超级炸弹造成的军事优势”，担心超级炸弹“很可能成为一种灭绝种族的武器”。⑦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提出了一份长达70多页的备忘录，建议政府与苏联进行认真谈判，以达成原子能的国际管制。
事实上，就连国务卿艾奇逊也主张暂缓发展氢弹，建议最好就研制超级炸弹规定一个18至24个月的延缓期，在此期间尽最大努力缓和国际局势，与苏联人达成协议；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再大力生产原子弹和氢弹。但是，这一观点遭到了原子能委员会部分成员、国会和军方的强烈反对。国会两院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布莱恩·麦克马洪在给杜鲁门的备忘录中对此进行了猛烈攻击，宣称如果听任苏联率先得到氢弹，灾难很可能就会降临。原子能委员会成员斯特劳斯认为，美国现在要抓紧时间研制氢弹，要像当初研制第一颗原子弹那样，投入相应的人力和财力，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领先地位，美国单方面放弃研制这一武器非常容易导致苏联单方面拥有这类武器。10月1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书国防部长约翰逊，强调“在苏联获得原子武器的情况下，如果要求我们的核武器继续起到对战争的威慑作用，那就必须保持我们在核储备以及生产速度上的压倒优势”。11月2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向杜鲁门提出，美国的克制并不能阻止苏联发展核武器，如果苏联有了超级炸弹而美国却没有，这种情况“将是不可容忍的”。①
杜鲁门的观点很明确，“既然我们不能实现国际控制，我们就必须在核武器方面保持最强大的地位”，认为“任何能保证我们在国防原子能发展领域中获得领先权的东西必须进行试验”。1950年1月31日，他指示原子能委员会继续包括氢弹在内的各种原子武器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告诉助手，就氢弹而言实际上无决定可做，美国不得不研制这一炸弹，必须拥有它，“即使只是为了与苏联人讨价还价”。在杜鲁门看来，苏联原子弹的爆炸打破了原来的力量平衡，美国只有通过研制威力更大的炸弹才能恢复这种平衡。②3月，军方提出了一项更为明确的要求，主张将“热核武器的发展计划当作最急迫的工作来完成”，并提供必要的支持，杜鲁门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③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开始着手调整国家安全政策，其结果即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出笼。该文件极力渲染苏联的军事力量，认为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对“自由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必须大力扩充军备，才能掌握冷战的主动权，遏制住苏联的扩张。文件要求在迅速扩充常规军备的同时，“进一步提高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强调“如果苏联抢在美国之前发展了热核武器，那么整个自由世界面临的苏联压力将极大地增强，美国遭受攻击的危险也随之而增加；如果美国先于苏联发展热核武器，那么美国暂时有能力向苏联施加更多压力”。④由此可见，在美国决策层看来，氢弹的研制与否直接关系着美国的国家安全。
毫无疑问，美国的决策大大加剧了美苏核军备竞赛。1952年11月1日，美国在马绍尔群岛成功试验了第一个热核装置，其当量为1040万吨梯恩梯，比投掷在广岛的那颗原子弹当量大1000倍。就在美国对此感到沾沾自喜之时，苏联领导人却宣布，“美国已不再拥有对氢弹的垄断权”。1953年8月8日，就在美国试验氢弹9个月后，苏联也进行了首次热核试验。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苏军备竞赛主要表现在大力扩大自己的核储备，并加快发展战略轰炸机和洲际弹道导弹等远程运载工具。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在军备竞赛中具有优势地位。1959-1961年间，美国平均每天制造的各种核武器数量达75枚。⑤苏联则奋力追赶，并在洲际导弹等领域开始领先于美国。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了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美国人由此惊呼出现了所谓“导弹差距”，美国处于其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危险时期”。到60年代后期，美苏之间基本上达成了战略平衡。美国拥有洲际导弹1054枚，潜艇发射导弹656枚，远程轰炸机540架，苏联则分别拥有1200枚，230枚和150架。⑥此后，双方竞赛的重点由数量转向质量，不断发展新型的运载工具，提高攻击的准确性，使核弹头小型化，并部署多弹头分导式导弹、巡航导弹以及反导弹系统。1983年3月，里根政府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力图构筑多层次拦截导弹的战略防御体系，把苏联的导弹拦截在太空中。美苏核军备竞赛升级为太空武器竞赛。80年代末，美苏拥有的各种核弹头超过了6万枚。
二
冷战高潮时期，美国领导人凭借手中的核优势，频频挥舞原子弹，对苏联施加压力。苏联方面并不示弱，在不断加快发展核力量的同时，为了扭转战略上的不利局面，也不惜采取冒险行动。一美国学者指出，自轰炸广岛以来，外交上的每一次交锋都笼罩着原子能的魔影。①核武器成为美苏双方实现自己政治和外交意图的重要工具。因而，在冷战时期，虽然美苏两国并没有直接进行军事较量，但世界依然是险象丛生，危机迭起，甚至几次濒临核战争的边缘。
1948年6月，苏联对柏林实施全面封锁，由此导致东西方在柏林问题上发生了所谓第一次柏林危机。为了迫使苏联解除封锁，在危机的高潮，美国决策者决定使用核外交，将60架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战略轰炸机部署到英国的空军基地，对苏联进行威胁。尽管这些飞机当时并没有装载原子弹，而且都没有经过改装，也不能携带核武器，但苏联并不知晓。根据美国一位原子能事务官员的说法，美国派遣B-29轰炸机，就是希望使人们产生它们装备了核武器，并且美国打算使用这些武器的印象。国防部长福雷斯特、驻德美军军官克莱公开宣称“将毫不犹豫地使用原子弹”，而且首先要攻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杜鲁门也表示，如有必要，他将准备动用原子弹。②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美国的核部署对苏联的决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但美国决策者确信，核威胁在柏林危机中发挥了作用，促使苏联作出让步，并最终解除封锁。③这是冷战时期美国首次实施的核外交。1958-1961年，围绕柏林地位问题，美、苏两国再次发生对抗，双方都表示必要时不惜动用核武器。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威胁肯尼迪总统说，如果发生战争，他将是美国的最后一位总统。他声称如果摊牌，英、法、意大利都是“人质”，毁灭英国只需6颗原子弹，毁灭法国需要8颗。
朝鲜战争是东西方之间展开的第一场大规模军事较量，美国决策者依然把核武器作为取得最后胜利的杀手锏。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美国领导人即讨论对苏联远东空军基地实施核打击问题。美国决策者认为，苏联在背后策划了这场战争，并且也只有苏联才有能力阻止美国的干预。杜鲁门总统甚至在1950年11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发出核威胁，声称一直积极考虑这一问题。一些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甚至公开要求用原子弹对苏联实施先发制人式的打击。不仅如此，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一直都在积极策划使用原子弹，并制订了相应计划和方案。1953年5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还通过印度向中国发出威胁，称如果不能尽快实现停战，美国将不得不扩大战争规模，并可能使用原子弹。④
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最为严重的一次直接的对抗，这是核时代人类最接近于导致核灾难的一个事件。本质上，这场危机可以说是美苏核军备竞赛的必然结果。长期以来，苏联在核军备竞赛中一直处于劣势，不论是在核武器的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明显落后于美国。苏联当时拥有的导弹和轰炸机几乎全是中程或中远程的，打击北美的能力十分有限。为了扭转战略上的不利地位，从而改变整个冷战环境，赫鲁晓夫决定将42枚中程导弹以及其他武器部署到古巴，并派出大约42000名苏联军人和技术人员在古巴进行武器的装配、操纵、维修和保卫工作。⑤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他强调，从古巴发射的任何攻击西半球国家的导弹都将引起美国对苏联的全面报复。与此同时，全球美军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战略空军司令部的183架轰炸机被疏散到国内33个民用机场和军事基地，57架轰炸机和61架空中加油机在空中待命，49架携带核弹头的B-52轰炸机在空中进入预定位置，作好了攻击准备。90枚“宇宙神”和46枚“大力神”洲际导弹也提高了警戒级别。战略空军司令部用明码而不是密电发出指令，为的是让苏联清楚美国进入了核战备状态。此外，美国向古巴附近海域出动了8艘航空母舰、16艘驱逐舰，另有各种船只180多艘，并动用了68个空军中队。①苏联方面态度强硬，所有武装部队也进入战备状态。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为了阻止苏联出兵，美国政府再次命令包括战略空军在内的武装部队处于三级战备状态。
不仅如此，从40年代末开始，美国政府内部不断有人主张用核武器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战争，军方更是制订了一系列对苏核作战计划。1946年6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了第一个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铁钳”作战计划，认为与苏联的战争将是一场全面战争，需要动用美国及其盟国包括原子弹在内的所有战争潜力。根据该计划，一旦发生美苏战争，要求以50枚原子弹摧毁苏联24个城市。1948年5月，美国军方又制订了“半月”计划，建议用50枚原子弹攻击苏联，摧毁其进行战争的能力，并使其50%的工业陷于瘫痪。
1949年初，军方以“特洛伊”计划取代“半月”计划，设想在一个月之内，用133枚原子弹攻击苏联70座城市，主要目标包括工业中心、交通运输枢纽以及发电站等。朝鲜战争期间，军方完成了“敲诈”计划，要求对苏联100多座城市投掷200多枚原子弹。1954年3月，战略空军司令部提出了一个以“消灭一个国家”为目的的“基本战争计划”，设想在两个小时之内，向苏联投掷735枚原子弹，届时苏联除了冒烟的、有放射性的废墟之外不会剩下任何东西。③从60年代初期至80年代，美国又制订了一系列以彻底摧毁苏联军事力量为目标的“统一联合作战计划”。
值得庆幸的是，即使是在尖锐对峙时期，美苏领导人并没有失去理智。鉴于核战争的毁灭性不可想象，双方都极力避免冲突的升级，避免两国军事力量的直接对抗，因而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上表现得比较谨慎和克制。朝鲜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现有资料已经证明，苏联空军从1951年初开始参战，主要负责中国东北的朝鲜北部的防御，并由此形成了一条所谓的“米格走廊”。不仅如此，苏联空军和美国空军多次交火，双方都秘而不宣。不论是杜鲁门还是艾森豪威尔都坚持奉行有限战争的原则，努力防止战争的扩大和升级。
表面看来，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苏双方剑拔弩张，形势一触即发，但在激烈对抗的后面，双方都没有孤注一掷，而是仍然保持了克制和谨慎。肯尼迪拒绝对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采取先发制人的所谓“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而是采取了“海上隔离”，并亲自指挥。他指示海军部门，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得拦截任何苏联船只，更不能追踪并登上那些怀疑装载违禁品的船只。更为重要的是，肯尼迪还秘密地通过外交途径来化解危机，甚至同意做出一些重大让步。同样，赫鲁晓夫也极力避免与美国迎头相撞，命令开赴古巴的苏联船只返航，并建议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以解决问题，甚至在苏联潜艇被美军击毁后，他也没有做任何声张，而是选择了将事情悄悄地平息。肯尼迪在危机过后说的这句话实际道出了双方的共同心理：“从双方都拥有核能力，双方都想保护自己的社会这一意义上来说，我和赫
冷战为什么没有演变成热战?一部分学者认为，核武器的巨大毁灭性抑制了发动战争的欲望，因而维持了世界和平。在他们看来，“核武器能维持和平，因为核武器破坏力是如此之大，妄图发动核战争无疑是自杀之举”。如果没有核武器，那么柏林危机、古巴危机，或许还有中东危机，就很有可能升级和失控。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确信即使没有核武器，战后世界的发展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①毫无疑问，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以及对核战争的恐惧是遏止美苏两国铤而走险非常重要的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两国的行为方式和规则。核武器使美苏领导人接受了有限战争的观念。就美国而言，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它使用了凝固汽油弹、燃烧弹和各种先进常规武器，尽管不时发出核威胁，但终究没有动用任何核武器。同样，苏联也接受了在阿富汗的失败。
三
随着美苏核军备竞赛的步步升级，爆发核战争的危险也在不断增长。两国领导人都深刻认识到，在核时代，一旦发生美苏全面战争，其后果不可想象，这不仅是美苏两国的自我毁灭，甚至可能是整个人类的灾难。②在这一点上，美苏两国领导人达成了共识，这是双方展开对话的基础所在。同样重要的是，由于两国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用于国防建设，使双方的经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特别是苏联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毫无疑问，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备竞赛使双方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此外，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人民也强烈反对核武器的扩散，和平运动不断高涨。因而，核军备控制成为必要。
早在1946年6月，美国提出了建立国际原子能管制的“巴鲁克计划”。按照该计划，世界上的原子能发展与使用的所有活动都由一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来进行管制；任何把核燃料用于武器发展的违约行为都将受到严惩；在该机构建立起管制后，所有国家应当停止原子弹的制造，对现有原子弹将按照有关规定加以处置；在原子能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不具有否决权。很显然，这一计划有助于美国单独垄断原子能计划。因此，苏联表示坚决反对。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提出，应当缔结一项国际协定，完全禁止拥有、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而不是达成一项国际控制协定。缔约国应承担如下义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用核武器；禁止生产和保存这类武器；在该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销毁所有核武器的储备；缔约国宣布，任何对上述条款的破坏是对人类犯下最严重的国际罪行。他特别强调，苏联决不接受对否决权问题的任何限制。③如果接受苏联的建议，美国就要销毁自己的原子弹，这显然是美国政府不可能做到的。杜鲁门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扔掉我们的枪杆，除非我们能够肯定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能武装起来反对我们”。④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美苏双方互不让步，这就预示着刚刚开始的核军备限制谈判将会困难重重。1946年7月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比基尼岛进行了第二次原子弹试验，进一步增加了苏联的危机感。
自50年代中期，尽管出于宣传和政治目的，双方都曾提出种种限制核军备竞赛的倡议，但都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⑤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不愿放弃并想法设法维持自己的核优势，而苏联则不甘落后，力图扭转战略劣势，双方对谈判都缺乏必要的诚意。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使双方真正认识到了核对抗的危险所在，开始认真考虑如何防止核战争的发生。
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美，与尼克松举行了第二次首脑会晤。双方签署了《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等文件。两国领导人强调，美苏政策的一个目标是消除核战争的危险和使用核武器的危险，重申双方的行事方式将是为了避免出现两国关系恶化的局势，避免军事对抗，消除两国之间以及它们之中任何一方和其他国家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双方确认，如果有核战争的危险，将根据协定条款立即进行紧急磋商，作出避免这一危险的一切努力。
1974年6月，尼克松再次访苏，同勃列日涅夫举行了第三次首脑会晤，双方就进一步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限制地下核试验等方面的合作达成了协议。双方同意只在一处部署反弹道导弹，并停止建设新的反弹道导弹发射场。11月，福特总统与勃列日涅夫在海参崴举行“工作会晤”，集中讨论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双方宣布愿意根据“同等安全的原则”，签订一项有效期至1985年底的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对进攻性核武器的运载工具和分导多弹头导弹加以数量限制。双方商定：今后10年内，双方进攻性战略武器运载工具的总额均不得超过2400个，其中能运载分导多弹头的导弹不得超过1320个。①1979年6月，美苏正式签署《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力倡导对外政策的“新思维”，在军备谈判方面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1987年9月，双方签署了《减少核危险中心协定》，规定在两国首都建立减少核危险中心，通过卫星传真线路彼此通报向对方方向发射弹道导弹的情况，以降低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同年12月，两国首脑在华盛顿举行第三次会晤，签署《消除两国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应在条约正式生效后立即停止所有射程为500—5500公里中短和中程导弹的生产和试验；三年内应销毁双方所有的中程导弹，中短程导弹应在18个月内销毁；销毁实现后则禁止一切有关这两种导弹的生产、试验和部署。
条约同时还提出了严格的核查方法和销毁方法。尽管该条约规定的销毁的两种导弹只占两国核武库的4%，但它是自出现核武器以来美苏达成的第一个真正裁减核军备的协议，对于促进美苏关系的缓和及进一步推动两国战略核武器谈判具有积极意义。1988年6月，双方在莫斯科互换中导条约的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1991年7月，美苏签署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在今后7年内将战略核武器削减30%，双方战略核武器运载工具最高限额各为1600件，双方部署的核弹头各为6000枚。这些条约的签定结束了两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大大促进了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与冷战的结束。核武器在美苏关系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它可以说是一面双刃剑。一方面，为了追求所谓的战略优势，维护国家安全，双方在核军备竞赛方面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从而加剧了世界紧张局势。另一方面，核军备竞赛给美苏两国不仅没有带来安全，反而使双方都面临着被对方毁灭的危险。为了避免意外事态的发生，避免冲突的升级和危机的失控，双方不得不小心谨慎，并就限制核军备竞赛进行谈判。在很大程度上，使用核武器成为一种“禁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塑造了美苏冷战的总体特征，确定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进程。同时，美苏不仅在双边关系中互以核武器为威慑，而且对其他国家也频频动辄威胁，这就促使他国竟相发展核武器，以维护自身安全，并由此导致限制核军备谈判变得更为复杂。
浙江学刊 2006年第3期
赵学功，男，
(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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