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4年召开的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认真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努力调和各方立场，通过出色的、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为推动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打破了美国使会议无果而终的企图。这次会议不仅使印度支那和平得以实现，缓和了东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且也使中国南部边境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中国代表团还抓住机会，积极展开灵活的外交活动，使中英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和改善，双方建立了代办级关系，并打开了日后长达十几年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大门，使中美两国有了一个直接的正式沟通渠道。日内瓦会议的成功是中国现实主义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它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关键词：日内瓦会议；印度支那；中英关系；中美关系
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的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为会议的最终成功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经过这次会议，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打开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一、日内瓦会议的成功是中国现实主义外交的一次胜利。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得以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国内经济建设上。这场历时三年的战争不仅使中国付出了几十万人伤亡的高昂代价，而且还耗费了约100亿美元，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建设。战争结束后，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开始大力倡导和平共处，以求有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1953年12月，周恩来首先明确提出了指导中国对外政策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
对于苏联1953年9月28日发出的召开有中国参加的5大国外长会议的倡议，中国政府表示十分赞同，认为这有利于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年10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英、美、苏和中国几个大国，对于解决和平与国际安全的重大问题，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1954年1月9日，周恩来再次发表声明，呼吁有关国家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亚洲的迫切问题。1月25日，法、英、美、苏4国外长在柏林决定，将于4月召开日内瓦会议，讨论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
日内瓦会议给中国展开广泛的外交活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和场所。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日内瓦将会给中国政府带来一些国际声望，它可能给中国政府一个充分的机会来实现它的愿望，向全世界证明中国是有理性的并且是完全有资格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的”[1](p.251)。这次会议不仅是中国重返国际社会的一个极好的机会，而且也为其阐述对外政策和向全世界表明对和平共处诚意的场所。
中国方面对日内瓦会议极为重视，曾多次开会商讨制定参加会议的原则、方针等问题。作为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从2月底便开始着手进行各方面的细致而周密的准备工作，收集、熟悉、研究有关材料，掌握参加会议各国的态度、动向，征询各方意见，拟订有关文件，并组织模拟会议，搞翻译练兵。周恩来强调说：以前同马歇尔谈判时，我们还没有夺得政权，那是野台子戏，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这次我们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是登国际舞台，是同几个兄弟国家互相配合好，要有板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是要本着学习的精神。
3月2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该文指出：关于召开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达成，是苏联代表团在柏林会议上一项重大的成就，单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事看来，它已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进了一步；美、英、法在朝鲜问题上以及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他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中国应该采取积极参加的方针，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会议上，即使美国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协议，甚至是临时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总之，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力争不使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2](p.356)。
为了使会议取得进展，协调立场，中国方面同苏联、越南和朝鲜领导人进行了密切接触。3月上旬，周恩来致电越南中国军事顾问团：在日内瓦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前，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能否与朝鲜停战前一样，在越南组织打几个漂亮仗。与此同时，周恩来又致电越南劳动党中央，就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交换意见，希望越方“立即进行准备工作，组织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搜集有关资料，拟定谈判的各种方案”。3月底，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等到北京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进行会谈。中方向越方详细介绍了朝鲜停战谈判的经验，并就越南的局势和谈判方针、政策进行了磋商[3](p.140)。
4月上旬，周恩来三次访问苏联，就日内瓦会议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可能取得的成果、中苏代表团应该采取的方针政策、中苏政府代表团的组建等一系列问题同苏方进行了磋商。赫鲁晓夫对会议的前景持悲观态度，认为对它不必抱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它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结局是难以预料的。周恩来则表示，中国、朝鲜、越南能够一道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是我们的一个胜利”，如果能借此机会解决一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周恩来确信，只要经过努力，是可以达成一些协议的。在会谈中，周恩来还提出中苏双方应该互通信息，相互帮助，保持密切联系，协调行动。对此，苏方表示同意[4](p.540)。
二．1954年4月19日，中国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24日中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周恩来在日内瓦机场发表讲话说，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他表示，中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并热烈地期望着会议的成功”，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5](pp.1681~1682)。
中国代表团充分利用日内瓦会议的各种场合，全面阐释了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4月28日，周恩来在会议发言中强调：“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而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求其他国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世界各国都遵守这些原则，我们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世界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5月12日，他再次指出，“亚洲国家应该互相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而不互相干涉内政；应该以和平协商方法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而不使用武力和威胁；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各国之间的正常的经济和文化关系，而不容许歧视和限制”[6](p.70)。
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因双方立场针锋相对，不久就陷入僵局。周恩来为推动会议有所进展尽了最大的努力，先后作了6次大会发言，强调指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是朝鲜人民在全国选举中能自由表示意志而不受外力干涉的先决条件。他建议成立中立国监督委员会，对全朝鲜选举进行监督。这一立场获得了不少国家代表的赞同，被认为完全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7](p.43)。
但是，美国政府对解决朝鲜问题依然缺乏诚意。6月15日，美国政府代表团与参加“联合国军”的那些国家的代表一道提出了所谓“16国共同宣言”，声称共产党国家代表拒绝承认联合国在朝鲜的权威与职能并拒绝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因此，“本会议继续考虑和研究朝鲜问题是不会有什么用处的”。很显然，美国的意图是要终止对朝鲜问题的讨论，使会议无果而终。
为了挽救会议的失败，周恩来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指出：虽然美国等国蓄意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阻挠会议达成任何协议，与会各国仍有义务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即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他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利的影响”。
中国政府的建议不仅得到了苏联、朝鲜代表的热烈欢迎，而且澳大利亚、加拿大、比利时等国的代表也表示同意。担任会议主席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宣布：“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应当受到最认真的考虑，如果没有不同意见，我将宣布周总理的建议成为会议双方的一致意见。”美国副国务卿、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则提出异议。这样，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终因美国的破坏而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尽管如此，这场尖锐复杂的外交斗争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诚愿望。
同朝鲜问题相比，中国对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更为迫切。中国领导人估计，朝鲜已经是僵局，再打起来的可能性比较小；而印度支那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尽管越南民主共和国经过数年的斗争取得了较大胜利，占领了大片土地，但这并不表示它在战场上已占压倒优势。实际上，法军仍然控制着几乎所有大城市以及主要的战略交通线、海港和战略要地。更重要的是，如果法军打不下去，美国必然介入，后果更难预料。中国又将以志愿军名义参战，而出兵越南比出兵朝鲜要困难得多：越南离中国工业中心东北数千公里，且只有一条铁路相连，后勤供应难以保障。如果中国再在越南同法、美交战，势必会重新背上沉重的战争包袱，严重影响国内刚刚开始的经济建设。因此，中国对于印支问题的构想是：尽一切努力达成某些协议，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8](pp.243~244)。
美国对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多方阻挠，向法国施加种种压力。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曾“敦促总统通知巴黎，如果法国默认共产党接管印度支那，那将影响它作为三大国之一的地位”，“美国给予法国的援助将自动中止”[9](p.7)。同时，美国政府加紧策划对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干涉，军方甚至建议动用核武器以挽救被困在奠边府的法军[10](p.202)。为了表示美国对会议不感兴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不等开始讨论印支问题便于5月3日离开日内瓦回国，由副国务卿史密斯代他率领美国代表团。杜勒斯指示史密斯不要同共产党国家的代表接触。他还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称，史密斯是作为一个“观察员”而不是作为会议“参加国”和“谈判者”去参加会议的。这意味着，美国将不受日内瓦协议的任何约束[11](p.63)。
由于谈判双方存在着原则分歧，使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讨论步履维艰。为打破僵局，推动会议取得进展，中国代表团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提出了一系列和解性方案。中国代表团的基本政策就是“要联合法国，联合英国，联合东南亚国家，联合印度支那成员国”，通过这样一个国际统一战线，“达成印度支那和平，来孤立美国，主要孤立美国主战派”[12](p.1125)。
为使会议取得成功，首先需要统一中、苏、越三方思想，协调行动步骤，在这方面周恩来作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他事后颇有感慨地说：日内瓦会议本来可以不必花这么多的时间。相持不下， 问题在于美苏两国外交部长的思想僵化。莫洛托夫对什么问题都用一个“不”字来对付，美国人提出一个方案，他说“不”，英国人出来打圆场，他也说“不”。一切都不，那就没有会谈和对话的必要了[13](p.22)。
起初，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支和平的讨论之所以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这除了美国从中作梗外，中、苏、越缺乏一个统一的停战方案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1954年5月奠边府战役胜利后，越南代表团对全国统一的信心大增，对印支问题的解决抱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提出越南问题应以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等待普选的方案为主，以便一举统一越南，若对方不同意普选时再考虑南北划界。周恩来则认为，如果就地停战，那么尚在对方手中的红河三角洲以及河内、海防等大城市就无调整可能，而且对西方同意通过普选统一全越南也不应抱过高期望，即使将来形势好转能实现普选，也应该首先站稳北越和中越的根据地，不然南越的游击区和根据地被对方挤掉了，北越和中越的根据地又未能在交换中得到加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不利的。最终，中苏越依照周恩来的意见确定了停火和区域调整的具体方案，推动了会议的进展。
老挝和柬埔寨问题是印度支那和平的一大症结。谈判双方态度强硬，各不相让。争执的焦点在于是否承认越盟的军队进入了老、柬。法国同意从这两国撤兵，同时也要求越盟从两国撤军，而越方则坚决否认这两国驻有越盟军队。为求得老、柬问题的顺利解决，使会议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周恩来努力说服越南、苏联代表团采取现实主义的立场，并积极与英法等国代表团接触，力促达成协议。
6月15日，周恩来在中苏越代表团的会议上建议，宜以承认在老挝、柬埔寨有越南志愿军的让步来争取在越南划区问题上求得补偿。对此，苏联、越南代表表示同意。次日，周恩来提出了关于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几点建议，受到与会国的普遍欢迎。这一建议的基本内容是：印支三国的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国主张老挝和柬埔寨境内敌对行动的停止将与越南敌对行动的停止同时宣布；交战双方司令部的代表就有关老挝和柬埔寨境内停止敌对行动的问题在日内瓦并在当地开始直接谈判；敌对行动停止后即不许从境外向老挝和柬埔寨运入新的任何部队和人员以及武器和弹药；国际监察委员会的权力应扩展至老挝和柬埔寨，但要照顾到这两国的特殊情况。周恩来强调指出，停止敌对行动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老挝和柬埔寨两国本国的敌对军队的部署问题，另一方面是研究一切外国军队从这两个国家撤退的问题[14](p.225)。中国的这一富有建设性和协商精神的建议为会议解决老、柬问题提供了基础，使僵持了一个半月的会谈出现了转机。
在提出上述建议的同时，周恩来于6月16日会见了艾登，向其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解决印支问题的立场。他指出，中国愿意看到老挝和柬埔寨成为东南亚型的国家，像印度、缅甸、印尼那样的国家；如果它们成为法国联邦的国家，对法国来说是好的，对英国和中国来说也是好的，“我们在东南亚就可以和平共居”；中国不愿看到老、柬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因为那样将构成使东南亚不能和平的因素，这不仅对越南不利，而且也威胁中国的安全，对于这种情况，中国是不能置之不问的。周恩来表示，只要是在老、柬人民能表示意志的基础上，这两个王国的政府是可以被承认的；应承认有本地的抵抗部队，也承认过去有越南志愿军在老、柬作战，有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没有，应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艾登听后兴奋地表示：有希望了，很有希望了，英国所要求的也正是如此。在次日与法国外长皮杜尔会谈时，周恩来再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15](p.66)。经过中国代表团的积极努力，日内瓦会议终于于6月19日就在老、柬停止敌对行动问题达成协议。
1954年6月中旬，法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主战的拉尼埃政府倒台，主和派孟戴斯-弗朗斯受命组阁，出任总理兼外长。他承诺将在4周内实现印支和平，否则便自动辞职，因而他对日内瓦会议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周恩来敏锐地注意到法国政府对谈判态度的这一转变，认为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在策略上拉法国一把求得停战”，“策略中心应放在鼓励法国的积极性上，要使法国不完全听美国的话，使英国对停战也表示赞助”。根据他的判断，目前的形势是：如我方能在军事会谈中提出合理的具体方案，即可争取与法国迅速解决问题，达成停战，这样可推动法国新政府抵抗美国干涉。
为了配合日内瓦会谈，毛泽东就越南前线作战规模致电广西省委，指出“越南人民军的作战规模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保持现在的规模似较适宜”，对法国形成一定压力，并强调“何时可以大打，应完全依日内瓦会议情况作决定”[16](p.509)。
6月23日，周恩来专程到伯尔尼，同孟戴斯-弗朗斯举行会晤，就恢复印支和平问题交换了意见。周恩来向其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方案，指出中国代表团来日内瓦开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恢复印支的和平，中国反对战争扩大化、国际化，反对使用威胁挑衅的办法，反对美国在印支建立军事基地。周恩来还表示，“关于解决印度支那问题，首先是要停战。军事和政治问题是有联系的。现在是讨论军事问题，以后还要讨论政治问题。协议达成以后，首先要停战。因为这样是法国、印度支那和全世界人民所赞成的。”周恩来还结合法国的切身利益，指明美国阻挠达成协议，受损害的不只是印支三国，还有法国政府和人民，这使孟戴斯-弗朗斯深受感动。他表示，如果不能在一个月内实现停火将辞职。关于美国军事基地问题，他明确提出法国不准备在这一地区设立美国军事基地。他还希望中国代表团从中斡旋，以便能加快谈判速度，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17](pp.65~66)。此次会谈不仅坦率地交换了意见，而且也有助于双方间的相互了解，这对于会议的最后成功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7月3日至5日，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之机，飞赴广西柳州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等举行了8次会谈，就当时亚洲形势以及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充分交换了看法。他指出：印度支那问题已经国际化，这是关键性的特点，它超出了朝鲜问题国际化的范围和程度；在越南，由于西方害怕中国的所谓扩张，因此绝不会让越南民主共和国取得大规模的胜利，如果我们要求过多，印度支那不能达成和平，美国必然干涉，这样战争国际化，对我不利；印度支那问题不仅是三个国家本身的问题，而且影响整个东南亚，影响欧洲和世界形势；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任务，这就是取得和平，和平取得越南。周恩来的这一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毛泽东作出指示：“该让步的应让，该坚持的应坚持，就可以达到孤立少数(美国)，团结多数。继续这个方针，抓紧问题，是可以达成协议的。”胡志明也认为，现在越南是站在十字路口，可能和，也可能战，主要方面是争取和，准备战。他提出，要帮助孟戴斯，使新政府不垮台，这对越南是有利的。胡志明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即力争在划分集结区的问题上达成妥协，以便迅速地把战争停下来[18](p.140)。他强调，在11月份以前，必须和法国搞好，取得和平，因为美国在11月之前要选举，对干涉有顾虑，选举结束后就不保险了。7月5日，越南劳动党中央急电留在日内瓦的越南代表团团长范文同，要求他采取积极推动的方针，不应消极等待，并明确规定了具体谈判方案[19](p.335)。
7月10日，周恩来从北京返回日内瓦途中在莫斯科逗留，又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苏联方面也认为，当时美国正极力拉拢法国的主战派，对孟戴斯施加压力，企图破坏日内瓦会议；如果在划分集结区问题上坚持孟戴斯所难以接受的要求，则易使美国有机可乘，法国主战派势力又会抬头，法国新政府将垮台，这对解决印支问题不利，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也不利。双方一致同意，应该提出公平合理的、为法国能够接受的、简单明确的条件，排除美国的干扰破坏，争取迅速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20](pp.66~67)。
7月12日回到日内瓦后，周恩来为促使有关方面立场接近作出了新的外交努力。他以越、中、苏三党共同的意见与范文同彻夜长谈，以朝鲜战争为例说明美国干涉的严重性，并结合中国抗战时期皖南事变的教训和日本投降后中共及时撤出苏南根据地以加强东北和山东的经验说明进与退的辨证关系。周恩来特别指出：如果战争继续，美国的干涉终究是不能避免的。自越南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就不是袖手旁观，这七八年来美国的干涉一天天扩大。越南主要的对手虽然是法国，但到紧要关头，美国的干涉就会突然扩大到严重的程度[21](p.306)。他耐心说服范文同不要在16度线还是17度线上过于计较，要给法国政府留点面子，使其能从战争中较体面地解脱出来，“法国撤出，全越南都是你们的”[22](p.58)。最终，范文同接受了划线分治的方案。同时，周恩来也敦促法方作出相应妥协。他向孟戴斯-弗朗斯表示：法越双方都应再作些努力，互相让步，以求得达成协议。并说明，如果法方同意在原有基础上前进一步，越南是愿以更大的一步来迎接法国的让步的。最后，终于打破了在划分集结区问题上的僵局，扫除了达成协议的最后一个障碍。越南接受以北纬17度线为南北分界线，法国同意在协议中明文规定两年内通过普选统一越南。7月21日，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交战双方分别签定了停战协定，印度支那和平得以实现。而美国代表则拒绝在协议上签字，仅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不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来干扰”协议[23](p.90)。
三、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努力打开外交新局面，使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并争取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中国代表团在为会议取得成功展开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的同时，还积极主动地同各国官方和民间人士进行广泛接触，收到良好的效果。
会议期间，尽管英国方面对改善同中国的关系顾虑重重，但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却是相当积极、主动[24](p.119)。新中国成立后，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承认了新中国，但双方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1954年5月1日，莫洛托夫邀请周恩来和艾登会面。借此机会，双方就中英关系问题进行了初步商谈。周恩来指出：不是中国不承认英国，而是英国在联合国不承认中国。艾登强调，他这次把驻华代办杜维廉带来，为的是与中国代表团进行接触。当晚，杜维廉宴请中国代表团顾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表示英国三个商业团体愿意同中国贸易，并欢迎雷任民到英国参加工业博览会。6月1日，艾登在宴请周恩来时表示双方应该努力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双方决定在对方首都设立谈判代表办事处。同时，周恩来对艾登提到想访问中国表示欢迎[25](p.15)。6月4日，中国外交部欧非司司长宦乡会见杜维廉，告知中国政府愿意向伦敦派驻代办级官员，以与英方进行谈判并解决两国间的一些未决问题。经过协商，两国政府达成如下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和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双方还同意，代办的任务除谈判建交并办理商务和侨务，代办处人员的待遇与正常外交人员相同[26](p.146)。周恩来认为，相互承认对方外交人员的代办身份和地位，可以表示两国关系已经开始走向正常化，但在双方经过谈判互换大使之前两国关系仍然是不完全的，仍然没有完全脱离谈判建交阶段。7月8日，杜维廉向周恩来呈交了由艾登签署的委任书。9月2日，中国政府任命宦乡为驻英代办。由此，中英两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3次会议的外交报告中，将中英代办级关系的建立列为日内瓦会议的成就之一，认为这对中国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打破美国的对华贸易封锁，周恩来于1954年5月底指示雷任民多找关系同在日内瓦的英国贸易界人士接触，以英国为突破口，冲破以美国为首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实行的封锁禁运政策，打开英国市场。5月30日，周恩来会见英国工党领袖、前贸易大臣威尔逊等人，就改进中英关系、发展双边贸易问题交换了意见。6月1日，周恩来就威尔逊、艾登欢迎中国在伦敦建立常设商务机构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为推进中英关系，可向英方正式提出设立常设商务机构问题，此机构应享有完全的外交权利和地位，实际上是一个外交机构。
7月19日，周恩来与英国工党总书记菲利普斯举行会谈，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发展中英关系所抱的积极态度。他着重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深愿中英关系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增进，并愿与英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发展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得以加强。周恩来说，尽管中英两国的经济制度有所不同，但是两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和扩大相互之间的工商业合作，却是可能和必要的，它将有助于改善两国人民的生活情况；中英关系的增进不仅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而且也有利于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27](p.108)。日内瓦会议不仅为中英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为中美接触提供了一个机会，并由此打开了中美会谈的大门。
朝鲜战争后，美国政府继续奉行遏制、孤立的对华政策，两国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来往。对于日内瓦会议，美国政府的态度极为消极，其基本立场是：阻止会议达成协议，如果做不到，就拒绝承认达成的协议[28](p.183)。为此，美国代表团在会上会下施展种种伎俩，力图阻挠会议取得成功。美国国务卿、代表团团长杜勒斯摆出从来不知道周恩来存在的样子，声称他决不同周恩来见面，“除非我们的汽车相撞”[29](p.97)。与此相反，周恩来对美国所持的态度却相当灵活。他认为，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美国对华政策如此敌对和僵硬的条件下，可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在华的被押人员获释的愿望，开辟接触的渠道，寻求改善两国关系的可能性。在与美国进行斗争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在考虑抓住机会，逼迫美国同中国进行对话。
1954年5下旬，美国通过英国要求中国释放犯罪的美国侨民，周恩来获悉后连夜召集会议研究对策，决定不拒绝接触。5月27日，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举行记者招待会，指责美国无理扣押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同时表示中国愿意就被押人员问题同美方进行直接谈判。6月3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中国代表团已经答复英国方面，中美双方可经英国介绍直接接触。“如美方果真来谈，我们即按既定方针和他们进行接触，并以接触情况决定在何处举行谈判”。尽管杜勒斯不想与中国有任何官方接触，深怕有承认之嫌，但副国务卿史密斯等人对中国的提议应当接受[30](pp.439~440)。迫于国内外压力，杜勒斯最后还是同意举行领事级会谈讨论双方人员遣返问题，但同时要求史密斯发表一项声明，强调中美会谈不应被视为美国给予中国外交承认的开始[31](p.151)。在日内瓦，中美双方先后进行了4次会谈，这是以后1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就这样，“在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的日内瓦会议上，意外地在中美之间的巨大鸿沟上架设了一座中美官员接触的桥梁”[32](p.25)。中国的这一行动意味着它改变了在1949年底和1950年初不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政策。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是，只要美国继续保持同国民党当局的外交关系，进行任何谈判都是毫无意义的。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走上国际舞台、参与重大国际事务的开端，它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和地位，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应当说，中国预期的目标基本达到。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充分运用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国际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国的统一战线策略，通过出色的、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为推动会议达成协议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次会议不仅使印度支那的和平得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东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且确保了中国南部边境地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经过这次会议，中英关系得到明显改善，打破了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日内瓦会议后，中英联系不断增加和扩大。就中美关系而言，中国的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打开了双方直接沟通的渠道。同时，日内瓦会议再一次证明，周恩来不愧是一位具有务实精神的杰出政治家和外交家。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赵学功(1969—)，男，河北枣强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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