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开始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且与苏联结成同盟，极大地壮大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力量。从此一直到六十年代初中苏同盟关系的最终破裂，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自然成为美国对外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主要依据已解密的美国政府文件（主要是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档案文件），对此问题作一些分析，以理解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决策的某些特点。
    由于这是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一个研究题目，涉及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当政时期，出于叙述方便的考虑，本文下面从三个阶段来分析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与反应。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是粗线条的，不可能很精确。
从中苏同盟的形成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夕
    这是第一个阶段，前后持续仅有几个月的时间。然而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因为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基本估价已经在这个时期形成，它是美国政府在很长时期内制定相关政策的基础或主要依据。
    中苏同盟始于何时？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作者以为，从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看，中苏同盟始于1950年2月中苏缔结同盟条约。也就是说，本文把中苏同盟条约的缔结视为中苏同盟形成的标志。
    1950年2月，中苏缔结友好互助条约之后，中苏结成盟友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现实。从此，针对如何判断中苏同盟关系的性质，特别是中苏同盟关系是否与苏联同东欧“卫星国”关系的性质一样，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且形成了基本的估价。

    美国政府密切关注毛泽东访苏和中苏缔结同盟条约这个重大事件，并对此进行分析。1949年12月，毛泽东开始对苏联进行访问，这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美国驻苏联使馆、驻中国上海、天津和北平领事馆等等机构或政府谋士不断向国务院发送报告，对此事件进行分析。美国驻苏大使柯克（Kirk ）1949年12月21日在给国务卿的一封电报中特别报告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火车站的讲演。柯克指出，毛泽东的讲话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代表一个伟大的国家来到莫斯科的，旨在把一个大国人民的祝愿转答给另外一个大国的人民。这给莫斯科的西方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留下的印象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愿意象其东欧的同党一样使自己的国家成为莫斯科的“卫星国”，毛泽东没有象东欧卫星国领导人通常所做的那样向莫斯科表示顺从。 1949年12月23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克拉布（Clubb） 在给国务卿的电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是民族主义者，他在同斯大林的谈判中会努力维护中国的自身利益。同时他也指出，毛泽东不太可能象铁托一样挑战莫斯科。 1950年1月1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乔治•凯南分析毛泽东在莫斯科作长时间逗留的可能原因有三：第一，谈判进展得很慢。第二，谈判内容太多，话题太广。第三，毛泽东被扣在莫斯科，表明“列车不在轨道上面”，毛泽东在国内的地位受到损害。他认为，这三种可能性都存在。 当年2月初，凯南在一次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毛泽东在苏联逗留时间之长是异乎寻常的，过去莫斯科同其“仆从”的谈判从未持续这么长的时间。这表明，中苏之间的关系就象一次难以解除的“不幸福的婚姻”。 也就是说，凯南从毛泽东在苏联逗留时间过长这个事实推论中苏关系存在着问题。在中苏正式缔结同盟条约之后，美国政府有关部门立即对此作了分析。1950年4月25日，美国驻苏联使馆的一封电文着重分析了中苏同盟。它指出，由于中国辽阔的国土、庞大的人口和巨大的军事潜力，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是“继十月革命之后最大的事件”，克里姆林宫因此感到高兴。而1950年2月14日缔结的中苏同盟条约则使得新中国加入了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苏联因而把中国“梆到”反对日本及其盟友的军事条约中去，它可以使用中国的机场和港口，如果必要的话，苏联红军可以在中国的沿海或内陆的战略要地驻扎，从而满足苏联的安全需要。同时，这个电文也指出，中国的地位同东欧国家很不一样，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倾向可能得到发展。 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对中苏关系也持类似的态度。他在1949年10月和1950年3月的内部会议上都强调，民族主义力量是强大的，莫斯科和中国的最基本的目标是相对立的，中苏冲突不可避免。 
    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基本估价是：中苏结盟增强了苏联的力量，使得亚洲的力量对比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中国同东欧“卫星国”很不一样，其强烈的民族主义，使得它对莫斯科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也就是说，虽然中苏结盟，但是中国不是莫斯科的“卫星国”，只是其“小伙伴”或“小盟友”。实际上，美国政府人士在谈到中苏同盟时，很少使用“卫星国”（satellite）的提法，更多地使用诸如“小盟友”（junior ally）或者“小伙伴”（junior  partner）的提法。 美国政府至少在内部文件中不把中苏同盟视为是“铁板一块”或“坚如磐石”的。这实际上是当时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基本判断。
    美国对中苏同盟性质的认识，往往是美国人把中国与南斯拉夫的类比的结果。许多美国政府的报告指出，中国同南斯拉夫一样，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政权的，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中国内部迟早会出现“铁托主义”的倾向，与苏联闹独立。但是在西方阵营中，也有不同的看法。如1949年4月英国驻美国使馆一份文件指出，中共十分正统、自信、成熟，其组织完善，“没有铁托主义的迹象”。 
    中苏结成同盟，极大地增强了苏联在东西方冷战中的力量，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并且曾经努力避免发生的事件，因为它显然同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悖。然而，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政府似乎对中苏同盟采取了冷静观望的态度，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士提出了不少对中国采取怀柔政策的主张或建议，企图赢得中国的好感，以促成中共内部所谓的“铁托主义”倾向的发展，从而分裂中苏关系。
    首先，美国政府内部还在考虑承认中国的可能性。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以及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缔结同盟条约，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承认新中国的念头。比如，1950年1月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室（PPS）还在讨论是否承认中国。当天PPS 第一次会议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讨论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利与弊。 另外，1950年2月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麦康瑙吉（McConaughy）在给国务卿的电文中也认为美国应当“承认中国”。 又如，1950年6月9日，迪安•腊斯克提出，中国的形势尚不明朗，美国在目前不应当明确表明支持新中国或台湾政权，但是要继续同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关于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他认为这应由联合国大会简单多数表决通过。 虽然这并没有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继续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但是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灵活和观望的态度却是显而易见。也就说，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政府中不少人仍然把新中国看作是可以团结的对象，希望把中国拉出苏联集团。
    其次，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表示无疑介入中国的内战，暗示美国不会阻止中国解放台湾。1949年11月，艾奇逊对顾维钧明确表示：“台湾作为一个军事基地是无法防守的。一般说来，在美国对外政策思想中，考虑大西洋的安全优于考虑太平洋的安全。” 1950年1月5日，即毛泽东访苏期间，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不介入中国内战，对台湾没有任何企图，今后继续向蒋介石提供经济援助，但不提供军援或军事建议。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台湾，美国不会干涉。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讲，他提出了美国在亚洲的“环形防御带”，而台湾没有包括在其中。
    最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其它离间中苏关系的措施。其中包括上述艾奇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艾奇逊故意声称：“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此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西方新闻媒介曾传出中苏存在矛盾以及毛泽东被“软禁”的消息，艾奇逊的讲话显然有挑拨中苏关系的目的。事实上，艾奇逊1950年1月25日给美国驻法国大使的绝密电报中指示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利用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散布有关毛泽东访苏及其表现出来的中苏矛盾的消息，离间两国间的关系。 苏联政府对艾奇逊的讲话十分关注，建议苏、蒙、中同时发表一项官方声明，回击艾奇逊的挑衅。毛泽东很快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严厉驳斥艾奇逊的讲话，旨在消除苏联对新中国的不信任。尽管如此，斯大林仍然对毛泽东未发表“官方正式声明”而感到不快。 虽然中苏同盟条约最后顺利得到签署，美国挑拨两国关系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一定效果。

(责任编辑：huang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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