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张小明：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研究

首先需要提出的是，有关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研究相结合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而且我所读过的相关论著不是很多。所以，我对该问题的认识不可能很全面和很深入。我下面主要从冷战的性质、冷战的起源、冷战的持久性以及冷战的结束等几个方面，谈谈我个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研究相结合的一些粗浅认识。

一　冷战的性质

　　研究冷战史，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冷战的性质。显然，这主要属于价值判断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客观的科学分析往往失去用武之地，学者们常常不得不借助于主观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有关冷战性质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主观判断的产物。而从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来分析冷战的性质，往往能得出很不一样的结论。

　　对于东西方冷战的性质，许多人认为，它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两大政治阵营之间的斗争，或者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说，是两种观念、两种文化之间的较量。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建构主义学派的学者，在分析冷战的时候，会较多地倾向于从意识形态或观念的角度来解释冷战的性质。美国冷战史研究修正主义学派、苏联学者以及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学者等等，主要就是从两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对立的视角来解释东西方冷战性质的。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结束后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的建构主义者，从比意识形态概念更为宽泛的观念和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冷战。上述学派很不相同，但在解释冷战性质上具有类似的思路，即关注冷战的非物质因素，从观念的角度来判断冷战的性质。

　　这种分析问题的思路是有一定道理的。冷战无疑是20 世纪世界上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从很大程度上说，它属于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斗争。冷战表现为东西双方努力把自己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削弱对方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影响。为此目的，东西双方不仅采取了政治宣传、物质援助、建立双边和多边军事同盟等等合法手段，也使用秘密颠覆、代理人战争以及军事入侵等等有悖国际行为准则的途径，来不断壮大自己和打击对手。这场斗争的结果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重大挫折，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丧失了政权，由于苏联、东欧政治剧变以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出来，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走入了一个低潮；而资本主义在这场较量中占据了上风。也正因为如此，在冷战结束前后，在美国出现了所谓的“历史终结”、“大失败”等盛极一时的论调。然而，这种对冷战性质的解释无疑也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意识形态或观念的斗争只是冷战性质的一个方面而已，它不是冷战的全部内容。应该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早于冷战的出现而存在。

　　不仅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很长时期里，虽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的较量十分激烈，包括西方多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新兴的苏俄政权进行武装干涉，但是东西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冷战并不存在，冷战只是二战以后才出现的现象。也就是说，光从意识形态、观念的视角，不足以解释冷战的性质。

　　也有很多学者，比如美国冷战史研究的后修正派，努力摆脱从意识形态斗争来解释冷战性质的视角，强调冷战的性质是权力的斗争，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较量，或者说意识形态较量只是从属于权力斗争的。显然，这属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视角。如果从现实主义的视角来分析冷战性质的话，那么我们所关注的就不是非物质性的观念因素，而是物质性的权力因素。根据这样的分析框架来认识冷战的性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冷战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同历史上的大国斗争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所以发生是由于雅典力量的增长导致斯巴达恐惧一样，现实主义者在分析冷战的时候认为，冷战之所以发生和持续半个世纪之久，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权力斗争使然。有的学者甚至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把冷战视为海权国家(美国) 和陆权国家(苏联) 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即使没有意识形态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两极权力格局也会使得冷战不可避免。从这样的视角来分析冷战的性质，实际上是把东西方冷战放在整个国际关系史的坐标系中加以考察，强调冷战同历史上的大国斗争一样，具有相同的发展逻辑，符合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律。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之上不存在着更高的权威，因此国际政治中存在着一个永恒的冲突逻辑，存在着一个与国家间政治相随相伴的安全困境。美苏为首的东西方冷战，正是这种冲突逻辑和安全困境的产物。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流学派之一的现实主义理论在解释冷战的性质时，无疑具有很大的说服力，给人以一目了然的感觉。然而，这样的解释无疑也具有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这是因为，权力斗争也只是冷战性质的一个方面而已，它不是冷战的全部内涵。

　　总之，有关冷战性质的判断，我们从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会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虽然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冷战的性质，但是它们都具有简单化、片面化的缺陷。实际上，冷战的性质是多层面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它既有意识形态斗争的因素，也有权力斗争的方面。所以，在认识冷战性质的时候，我们有必要结合不同的理论视角来分析问题，这样才能对冷战的性质有比较全面的把握，因为没有一种可以包罗万象、解释一切现象的理论。

二　冷战的起源

　　冷战史研究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冷战的起源。从冷战开始后至今，有关该问题的论著不断问世，学术争论似乎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的，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没有任何论题能像冷战起源这样，引出如此之多的论著问世，激起如此尖锐而激烈的争论”(塞缪尔·沃克：《历史学家和冷战的起源》，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 期) 。光是在美国史学界，有关冷战起源的解释，就先后出现过几个主要的思想流派：正统派、修正派、后修正派。每个思想流派在解释冷战起源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理论依据。

　　尽管如此，现有有关冷战起源的著述绝大多数属于描述性的，有意识地借用国际关系理论家的分析框架和模式对冷战起源进行解释的作品并不多见。笔者在研究冷战史的过程中感觉到，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提出的某些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解释冷战起源这一历史现象。比如，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提出的层次分析法，就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冷战的起源。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国际体系、国家和个人这三个层次，来寻找冷战起源的原因。实际上，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导致冷战起源的因素都归结为这三个层面。(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185 页；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2 页)从国际体系层次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两极权力结构，为美苏冲突和对抗，由战时同盟走向冷战创造了条件，使冷战成为可能。从国家层次上看，美苏意识形态对立和国家利益相悖，是两国关系从合作走向冷战的重要推动力。从个人的层次上看，美苏两国领导人或者决策者对对方的认识与行为方式加剧了双方之间的对立，加速了全面对抗的爆发和冷战的到来。总之，正是上述三个层次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战后初期冷战的起源。这样一个理论框架，无疑可以使我们比较全面和清楚地描述、解释和理解冷战的起源。它表明，国际关系理论完全可以同冷战史研究结合起来。

　　当然，这样的分析框架也存在着不足和局限性。首先，导致冷战发生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三个层次的分析不可能包括冷战起源的各个方面。其次，三个层次原因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这个分析框架本身并不能解释这种复杂的关系。最后，在三个层次的原因中，哪一个层次的原因最重要呢? 这个分析框架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需要研究者自己作出判断，而不同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的解释。尽管如此，有意识地从这三个层次来解释冷战的起源，无疑有助于我们绘出一幅相对清晰的图画。

三　冷战的持久性

　　有关冷战史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是，冷战为什么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它为什么没有演变成为“热战”?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约翰·加迪斯教授把冷战称之为“持久和平”，这正是对冷战特征的精辟概括。学者们对冷战的持久性和冷战没有变成热战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提出各种各样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实际上都有一定的理论依据，或者说是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分析问题。

　　新现实主义者，比如肯尼思·沃尔兹教授，强调两极国际体系的稳定性是冷战持续相当长时间以及冷战没有发展成热战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两极国际体系是最稳定的。也有的学者，包括沃尔兹本人，从核威慑的视角来解释冷战没有变成热战的原因。他们指出，核武器的巨大毁灭性消除了发动战争的欲望，因而维持了世界和平。换句话说，美苏之间的核恐怖平衡，保证了世界的持久和平。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核武器同“持久和平”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比如约翰·米勒教授在1988 年发表的一篇很有争议的论文中，努力论证这么一个观点：“尽管核武器可能对政治辩论、公众思想以及国防预算和计划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不能肯定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事务施加了重大的影响。核武器似乎并不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决定联盟模式或者导致美国和苏联行为谨慎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他声称：“ ⋯⋯如果没有核武器，战后世界大概也会是这样的。即使没有核武器，人们对二战的记忆、超级大国对战后世界现状的满足、苏联意识形态的性质以及害怕冲突升级的心理等等因素，也会阻止世界大战的爆发。核武器看来并不是影响冷战的发展、联盟的模式或者大国行为方式的决定性因素。”(John Mueller ，“The Essential Irrelevance of Nuclear Weapons ：Stability in t he Postwar World ，” I nternational Securit y ， Fall1988. ) 应该指出的是，米勒教授的思路同建构主义者的思路有相似之处，比如，很重视观念的作用。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加迪斯教授在其1986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从两极国际体系、核武器的作用、科技进步、意识形态、超级大国的“游戏规则”等等多个方面解释“持久和平”。这是一篇颇有说服力的文章。(John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 Element s of Stability in t he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 I nternat ional Securit y ， Spring1986. )

四　冷战的结束

　　我要谈的最后一个冷战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当然就是冷战的结束了。

　　冷战在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于上个世纪末突然走向终结。很有意思的是，世界上没有人预见到冷战会在这个时候结束，也没有一个国际关系理论流派预测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正因为如此，冷战史学家加迪斯教授在冷战结束后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结束》的长文，质疑国际关系理论的预见力。(John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 he End of t he Cold War ，”I nternational Securit y ， Winter 1992/ 1993. )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缺乏预见力，这是一个不争的现实，今后也不太可能会产生一个具有很强预见力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由国际关系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实际上，缺乏预见力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属于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主要功能是帮助人们更清楚地描述和解释国际关系实践，而不是预测未来。我们没有必要因为国际关系理论家未能预测到冷战的结束而否定其解释力。国际关系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和解释冷战结束的原因，还是有所帮助的。

　　前面分析冷战起源的框架，实际上也可以用来解释冷战的结束。冷战结束绝不是由单一因素导致的，应该是多重因素导致的结果。我们同样可以从国际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因为导致冷战结束的最直接因素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及其导致的苏联东欧政治剧变，包括苏联的解体，因此我们在分析冷战结束原因的时候，需要格外关注国内层次和个人层次的因素。在分析国内层次和个人层次因素的时候，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之解释力较弱，实际上，现实主义主要关注国际层次的因素，而不太重视国内和个人层次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结束后十分流行的建构主义学派对于冷战结束原因之分析比较具有说服力。他们强调戈尔巴乔夫观念的变化是导致冷战结束的根本原因。比如，建构主义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在其著作中这样写道：“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对美苏关系‘实质’深刻的、概念上的重新评估。这是非专业人员的建构性的理论思考，在这种重新评估的基础上，苏联能够单方面地迅速结束冷战这个似乎已经固化的冲突。可能存在客观条件，使苏联‘不得不’改变冷战观念，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观念就是冷战，正因为如此，改变这些观念，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改变了事实。”(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 年版，第472 页) 有的学者专门运用建构主义的分析方法，解释冷战结束的原因，引起冷战史学界的极大关注。

五　结　论

　　如前所述，国际关系理论和冷战史研究是可以结合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帮助我们阐述、分析和理解冷战史，我们需要有意识地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来研究冷战史。同时，我们也可以用冷战史来检验相关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和局限性。

　　此外，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上没有包罗万象和绝对准确的理论，每种理论都有局限性和不足。因此，在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冷战史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并且可以尝试运用多种理论方法来进行综合分析。当然，在选择理论方法的时候，个人的选择和判断也是很重要的。

　　【作者简介】　张小明(1962 — ) ，男，福建建瓯人，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从事国际关系史、冷战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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